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3)

　　“效电”提出联衔入告建议，由谁主稿会奏折也是疆臣讨论的议题。尽管李经羲提议由在京的锡、瑞、张就近主稿，然多数疆臣则倾向李氏主稿，正如郑孝胥所言：“各省督抚来电，多数主合词请立责任内阁并开国会，欲令李仲仙主稿。”当然，各疆臣论述角度存在差异。瑞澂从统一政见角度致电李经羲：“今诸公既多数以内阁、国会为主体，即请公挈衔主稿，封章入告，总期政见能统一，言行能实行。”锡良称赞“效电”论述“最透彻”，也主张由李经羲主稿会奏折，并建议稿成后再遍告各疆臣征求意见。丁宝铨认为当下国事纷乱、强邻迫逼，建议李经羲赶速主稿并通过会奏方式以动圣听。湖南巡抚杨文鼎则认为事机已迫，无论何人主稿必当附名。李经羲鉴于复电推己主稿者多，电询各疆臣肯列衔与否。此时疆臣讨论并未严格区分主稿、领衔，似有将两者合二为一之倾向，随着讨论不断深入，何人领衔问题方日渐凸显。

　　疆臣讨论谋划之际，反对速开、速设的意见开始露头。陈夔龙于八月二十三日向各疆臣发出“漾电”，承认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为改变当前实业不兴、物力凋敝局面的“洞见本原”之论，但同时强调处此存亡绝续关头，若下着不稳反致内讧外侮“易一境而转以加剧”，坦言“此则龙于愿表同情之中不得不鳃鳃过虑者”。张人骏在二十五日发给各疆臣的“有电”中直言速开国会之弊：“谨愿者胸无主宰，不能建议；狡黠者多方运动，自便私图。既无政党之可言，复鲜公理之可据。”而在无国会监督情况下强行组阁，“不善者出其权位资财，勾结党援”情事在所难免。他认为目前重要之端不外乎吏治与实业，“盖吏治修则民生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尽管多数疆臣主张速开、速设，但个别反对意见更易放大，前者亦将持反对意见者视为政治对立面而群起攻之，构成疆臣会、阁讨论的重要环节。李经羲力陈“根本不立，增隙速祸”，号召各疆臣面对阻力更应“谋国无所讳”。庞鸿书认为，责任内阁有国会施以监督，“日防指摘之不暇”，张氏所言杞人忧天。孙宝琦反问道，历来疆臣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何尝不务实业，然成效安在？根本原因在于会、阁不立，将直接导致“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他强调非设责任内阁“无以挈统治之机关”，非开国会“无以定舆论之归宿”。舆论在批驳张人骏言论同时，推测“于世界之情形既未明了，于本国之事势亦甚模糊”的张氏率尔发难实为顽固大佬主使，“借以解散急进派之势力”。

　　无疑，国会、责任内阁作为宪政重要机构，期限问题引发讨论和纷争是必要和有益的，强求意见统一则既不现实，亦非政治生活常态，袁树勋即言“事理以讨论而愈明”。然而，讨论纷争理应适可而止，不能漫无边际扩大，否则将极大弱化疆臣群体的影响力。周树模意识及此，在张人骏几成众矢之的之际通电各疆臣，指陈疆臣“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会、阁之是非”，通过会、阁速立以定人心固为“扼要之论”，张氏所言亦“自成远虑”，所谓“有异而旨同”，“志匡王室”之本心皆然。较之多数疆臣对反对者一味攻讦之势，周氏意在平息纷争的论说更显稳重。

　　三、 锡良领衔首次会奏速开国会、速设责任内阁

　　宣统二年八月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最重要的决议就是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交要求速开国会的议案。九月初四日，瑞澂致电李经羲，指出与其政府受立宪派促速而被迫改动国会召开时间，“不如上沛德意，毅然亲决”，力谋赶在立宪派提交议案前实现会奏。最终，疆臣会奏还是落在立宪派行动之后。九月初五日，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赴摄政王载沣府第欲上速开国会请愿书。据报道，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割股肱凝血染书”。因未得见载沣，各代表候至晚间十点钟，由肃亲王善耆亲往劝回并答应次日代递。七日，请愿代表赴资政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秘书厅长金邦平出而接受。在呈递请愿书同时，他们又展开一系列游说活动。十四、十五日，请愿代表先后拜见军机大臣贝勒毓朗、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力陈唯有会、阁速立“庶凡事有主脑”，奕劻承诺竭力赞成。事后看，此仅为敷衍。前文述及，立宪派首次国会请愿失败后寻求督抚支持不果，此时鉴于疆臣热议会、阁而将运动他们赶速会奏作为重要任务，锡良即接到请愿代表来电：“锡制台钧鉴，我公倡约各督抚请开国会、立内阁，决定大计，国家存亡争此一举。现各督抚已多数赞成，人民三次请愿书已上，望公若渴，时不可待，敢乞即速电奏。”

　　此时，锡良的表现颇为积极。随着锡良督东后最为属意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遇挫，他愈加认识到会、阁不立诸事难成，加之立宪派吁请赶速会奏的来电，遂极力推动会奏尽快实现。九月十六日，即接到立宪派来电次日，锡良致电瑞澂，声称各省政见不一，“多议论而少成功，未便强为联合”。鉴于李经羲主稿之文迟迟未成，提议改由瑞澂主稿，并慷慨陈词“是非利害当以我两人任之”。但就在电发次日，李经羲将他主稿的会奏折以锡良领衔名义发至各省，此即“筱电”。缘何身兼会奏发起者及主稿者双重角色而实际操控会奏的李经羲不肯领衔呢？据《申报》分析，实由枢府致电李经羲“谓现在人民要求国会之热度极高，公等宜稍镇静，弗主持其事”的指示所致。该报颇为忧虑会奏事因之搁置：“仲帅系原先发起之人，既不领衔，则亦将此事暂搁不提矣。海市蜃楼，倏起倏灭，仿佛似之。”或正出于向清廷表白心迹之意，李经羲发出“筱电”同时又单独具折，着重陈述疆臣就会、阁期限联衔会奏实出于救亡图存目的。至于锡良承担领衔之责，根本上缘于他秉持宪政速进的政治理念，同时与下述因素密不可分：首先：东三省局势危迫，东督领衔会奏易动圣听。丁宝铨致电锡良即言：“公等所处最难，即力持国会之议，政府亦当深谅其苦衷。”二是，东督在疆臣格局中居“领袖地位”。东三省改制前各省总督以直隶为领袖，东督设立后则“群以班首推之”，联名奏事皆其领衔。如此，则形成主稿者退居幕后，领衔者并未实际操控会奏局面的现象。

　　“筱电”开篇坦言会衔之举意在救亡图存，而决非与中央为难：“锡良等疆寄忝膺，忧危共切，忍视朝廷为孤注，独与中央以责难？弟外觇世变，内察国情，立宪既无反讦之理，则阁、会决无不成立之理。与其迟设而失时机，不如速设以维邦本。”主体部分采用罗列质疑、逐条反驳的形式，论证会、阁之立迫在眉睫。关于速设责任内阁，驳斥了三种论调：一是，针对责任内阁“权盛则恐挟震主之威，责专则虑启营私之渐”之论，其言：“今阁臣但司行政，本无统驭军队之权，而责望所归，易兴易仆，一身进退，利害较轻。既不能有抎作之威福，更不能为要路之盘踞。既有国会以监察财政，出纳末有自专；有审判以权护法权，生杀无由任意。”二是，针对责任内阁设立后君主仅拥虚名之论，其言：“无内阁则职务分之臣下，而担负仍在朝廷；有内阁则统治属诸一人，而功过悉归枢府。”三是，针对责任内阁成员未必皆干济之材的论调，则基本沿用“效电”所述。关于速开国会，亦驳斥三种论调：一是，针对议员“易涉嚣张”之论，其言：“士论沸腾实多激于忧愤，与其强为遏制，徒滋事外猜疑，何若引就范围，俾知局中曲折？及其经验渐深，疑误尽解，可望与政府相扶相励。”二是，针对议员“挟私排击”之论，其言：“黜陟进退，权操君主，宪法自有明文，国会何能干预？至论党派之发生，要皆政见为标准。”三是，针对国会“仅有要求而无担负，财政问题仍难解决”之论，其言：“议员目睹计臣挹注之穷，外界竞争之烈，凡各国通行之租赋，中朝未有之税章，未尝不可审势因时，徐图兴举。即欲广募国债，立应急需，恃此枢纽以为沟通，国民既休戚相关，何能置国难于不顾？”基于上述论述，该电提出立即简派大臣组织责任内阁，颁发通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

　　疆臣讨论电奏稿之际，陈夔龙抢先一步于九月二十二日致电军机处请代奏并将电文转给各疆臣，是为“养电”。在前此对会、阁速立示以消极态度的“漾电”基础上更进一步，声称当前“宪政上应有之预备”如弼德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等皆未设立，如此情势下而欲会、阁并举，“不啻治源而先使之纷乱”。进而，他提出宣统三年设内阁、五年开国会的主张，认为国会召开之前可由资政院代行监督内阁之责：“资政院已经成立，代议协赞之职已具规模，自可以资政院代举其（国会）职。俟宣统五年，资政院议员任满，彼时内阁早设三年，行政端绪均已从容整理，代议之职国民亦已熟悉，即以是年为国会召集之期，是较原定期限尚已缩短三年。如此一为转移，既收相辅为用之力，复免凌节措施之弊，实于大局裨益良多。”陈氏提出先阁后会主张，实出于奕劻等人授意。《申报》即言：“或谓监国之意，待至明年召集，而元旦降谕，嗣经某邸电促畿辅某督，授意奏请先设立责任内阁，以梗国会之成立。监国为所动，于是故须至宣统五年始召集。意者某邸得毋希冀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又惧国会议员之多言，故于责任内阁姑引而近之，而于国会则推而远之，以避抨击而固柄政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