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2)

　　锡良抵京后连日与枢府筹商修建铁路、吸收外资、移民垦荒诸事，然“大都咨嗟叹息，毫无切实办法”。此时锡良颇为苦闷，不仅有不回东任念头，甚有“胡不早死”之忿言。恰在锡良居京期间，其竭力筹维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遭遇重挫。宣统二年八月初二日，外务部、度支部具折，指陈东三省应以经营实业为重：“锦瑷铁路久未定议，而时艰日迫，经营实业自不能再事迁延。”处此情势，锡良接纳郑孝胥“以借款修路之策为天下倡”的建言并委其代拟折稿。这就是八月初六日锡良联合瑞澂借议覆财政之机密陈的全国规模干路借款计划。此时瑞澂亦在京觐见，较锡良先至且同住贤良寺。锡良联合瑞澂会奏，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瑞澂支持宪政。他在七月二十四日召见时力言中国“只有民心不失可恃”，“欲固结民心当速开国会”。二是借重瑞澂政治声望。宣统二年五月间瑞澂授鄂督，“名流如张謇辈咸与交欢，而懿亲载泽方用事，则又为其姻娅，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郑孝胥也建言锡良“宜结好于泽（载泽）、瑞（瑞澂），引为同志，如三联盟可成，必甚有力量”。

　　锡良、瑞澂在密折中坦言以政治、兵力争胜各国万难幸胜，当下唯借款修路为“第一救亡政策”，提出以铁路作抵借外债十万万，十年内修建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干路。此计划果行，可化解政令宣布、军事征调“障阻既多、缓急难恃”的困局，且美、英、法、比诸国必竞输财于我，“不特国内宪政进行更速”，各国图我之谋“亦必苦财力不给因而大挫”。可见，郑氏“以借款修路之策为天下倡”即放眼全国路事而不必纠结于锦瑷借款之谓。但在政府强化外债监管的政策背景下，锦瑷铁路借款尚且步履维艰，全国规模干路借款更属难行。郑孝胥将干路修建和宪政推进挂钩，实出于以路政促宪政的策略考量，前者固为所逐目标，后者则为根本诉求。对锡良而言，除上述目的外，亦有借此对抗日本、俄国的意图，正如时论说道：“东督则以身处东省，目击祸变，激刺最烈，忧厄独深，以借款筑路稍杀日、俄之势。”

　　中央相关各部对此计划不以为然。邮传部“谓此折系名士故作大言，出一难题”。度支部尚书载泽认为偿款为难，“故主张议驳”。最终，清廷在折上当天即基本予以否定：“除粤汉一路另行议办外，其川藏、张恰、伊黑三路多属荒远，成本既重，收利难期，将来还款恐无把握……暂应从缓办理。”此一结局似在郑孝胥意料之中，他复建议锡良借回应李经羲“微电”之机将干路借款计划发至各疆臣讨论，以期借疆臣群议实现倒逼清廷加快宪政进程的目的。锡良接纳此建议并委郑氏起草复电，此即锡、瑞于八月初九日联合发出的“佳电”。该电主旨与六日密奏同，唯将借债数额由十万万改为数万万，并着重强调路成之后“行政之易亦如破竹，民间风气自开，速于教育何止十倍”，简单入手办法“似无以易此”。“佳电”意在回应“微电”，然两者思路还是存有差异：前者将借款修路视为推进宪政改革的入手之策，后者将会、阁速立视为推进宪政改革的“简单办法”。正因此，无怪乎梁启超指摘“佳电”文不对题，偏离“微电”本意。显然，两说推进宪政进程的目的是一致的，实为殊途同归。

　　二、 疆臣言说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的转向

　　在“受度支部之牵掣日苦无方”的疆臣看来，由于锡良、瑞澂为“督抚中之翘出〔楚〕”，“号称最开明、最有力”，干路借款发自其口，“纵有争议，尚无嫌疑”。有论者指出，不少督抚虽对借款修路表示同情，但大多提出反对意见。实则，疆臣意见明显分为认同、反对两类。

　　新疆巡抚联魁言铁路为交通关键，借款为兴利母财，借款修路诚为“综括靡遗、切当不易”之论。陕甘总督长庚将借款修路视为上兵伐谋之策，“不仅交通便利，有裨宪政也”。荆州将军凤山言：“目前筹备宪政，十一部各自为谋，未能共同筹画，以致财力困难，内及牵制，所谓以修路为入手办法，诚属确论。”伊犁将军广福提议借款同时应兼募国债，以避免争路权、拒路款冲突。反对者则指摘借款修路存在诸多弊端。河南巡抚宝棻认为，借款以路作押势必债主操权，与外人包修无异。两江总督张人骏言：“所借既多，势将指抵丁粮，脱有亏累，利息不继，及抵款租赋正供。设亦启人干预，因租赋而牵连催科，大局何堪设想？”广州将军增祺担虑伊黑、张恰、川藏三路处于荒瘠之区，铁路收益恐不敷养路，偿还借款则属难事。并从民情角度立论：“东三省、云南铁路何异，现当民气激昂，万一此议一成，全国人民出而反对，其风潮剧烈必较湘鄂为甚。”尽管疆臣在干路借款计划被清廷基本否定的背景下讨论其利弊对于路事而言并无实质意义，但他们由此形成的集体讨论局面则不容忽视，不仅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锡良“振朝士之气”的预期目的，更为接下来疆臣群议会、阁期限问题作了必要准备和铺垫。

　　在讨论借款修路利弊同时，个别疆臣则着意分析借款修路与会、阁之立的关系。袁树勋认为，会、阁之立“非谓宪政完全之结果”，而是“各项政策之起点”，借款修路须以此为前提，“政令始有发生之地、始有操纵之方”。并主张在次序上先阁后会，原因在于后者难度更大。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来电论借债造路，意皆以责任内阁、国会为先着”。上述所论，显与李经羲“微电”若合符契。鉴于此，李经羲顺势于八月十九日群发疆臣“效电”，旨在引导疆臣将讨论重点转至会、阁问题上，正如他稍后解释：“‘微电’言救时弊必从重要简单入手，未及铁路事。旋锡、瑞两帅‘佳电’主张借款筑路。乃发‘效电’，归本内阁、国会。” “效电”表达了以下意思：首先，借款修路必须以会、阁为主持机关，方可避免债主干涉、舆论反对、当事者虚糜等弊端，否则“转虑足以速祸”；其次，无须过虑当前阁、会条件不成熟。内阁设立后，组织者未必皆为干济国难之才，“但部臣既同为阁臣，缓急后先，协同审择，可无目前政出多门、彼此矛盾之事”。加之有国会行使监察，“庸者既难滥竽，滑者尤难敷衍”。至于议员嚣议纷争情事势所难免，“但国家政策须以理想立进取标准、以实验定施行方法”，若因噎废食则终无召开之期；其三，针对袁树勋会、阁分先后之见，提出二者“如车两轮”的论断，认为有阁无会恐当国者“非揽权营私即延滞痺瘘”。最后，倡议疆臣就会、阁期限“联衔入告”并由在京的锡良、瑞澂、张鸣岐就近主稿。

　　也有舆论认为，干路借款这一“高瞻远瞩之政见”的实施端赖国会召开。《申报》刊发长文，将借款修路视为关系中国存亡的先发制人之策：“有国者，以不借债为上策，借债出于万不得已之策，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然而就现在之国势，以观东南一部分尚可从容坐论，而西北一部分则急若燃眉，强邻压境、残虐横行，满洲、蒙古、东三省、西藏各要害异常危险，倘使俄、日于此竟逞其野蛮之手段，而将满洲东三省之地伸手攫取之，我东南各省其将高枕无忧乎？”进而指出，干路借款能否实施，不决于摄政王和各督抚，亦不决于资政院，而是必当求之国会，“使资政院各议员以此议归之于必开国会而后议”，则不仅借款修路问题可立时解决，并且“请愿国会之进行庶可达其目的”，至少缩短年限“当在意计之中”。文章呼吁资政院各议员“幸勿放而弃之，致隳前功，长使人民处于专制之下，无复有伸张权势之一日”。之所以立宪舆论与疆臣论说在步调和倾向上形成高度统一之势，当与郑孝胥在两者间的互通声气和穿针引线直接相关。

　　受个别疆臣言说的直接引导，加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疆臣群体的讨论重点很快转到会、阁速立问题上。周树模声称，若会、阁不立，则朝议难免“意见参差，局势散漫”，如此则诸事难成。陈昭常指陈日韩合并后东事岌岌可危，转圜之机“全视宪政措置若何”，但当下中国内政、外交皆无一定方针，官民之间亦多隔阂，会、阁速立之论实属“阐发无遗、至当不易”。江西巡抚冯汝骙言：“今日国是未定，事机不一，内外上下浸成涣散否塞之现象，自应亟设责任内阁以立主脑，速开国会以固民心，时不我与，毋烦再言。”察哈尔都统溥良强调：“国会事若得请，则修路之策宜可续陈。”受到“效电”指责的袁树勋也回应道：“内阁与国会相对待，……仲帅谓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盖不称立宪国则已，既称立宪国，无不设议院而可为完全责任之政府者。鄙意所以引而不发，实虞两事并提，转滋中央疑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