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内容提要】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关键词】

　　锡良　干路借款　清末立宪　责任内阁　疆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大臣考察团归国后奏陈宪政之利，清政府于该年七月十三日颁布“仿行宪政”上谕。然而，西方宪政模式与中国固有政治体制方凿圆枘，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其中，作为宪政改革重中之重的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问题，尤其引朝野瞩目。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一日颁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据此将在1916年召开国会。针对国会迟开，立宪派于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至次年九月间发起三次全国联合的请愿运动。就包括制台、将军、都统、抚台在内的疆臣群体而言，自宣统二年（1910）八月始对会、阁期限问题讨论纷争两月之久，最终实现两次联衔会奏，与立宪派请愿运动合力促成清政府将国会召开时间提前3年。此为疆臣群体在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次重要集体亮相，也是帝制崩溃前夜的重要一幕。

　　依据《国风报》《东方杂志》披露的若干疆臣往来电文以及《近代史资料》刊布的《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等史料，学界对该事件展开研究。李振武基于群体视角，对疆臣会奏速开国会的动因、经过作了大致梳理。除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外，此事更多在宪政史、官制史论著中作为历史片段被附带论及。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史料利用不充分，以致论述呈现粗线条化，诸多史实含混不清。在分析框架上，普遍从外官改制和央地权限之争角度着眼，将疆臣讨论会、阁期限视为他们“有责无权”境遇下对中央集权的回应和反击。清末央地之间的权限之争固为事实，不过，仅限于此一宏观分析则无从揭示其事复杂诱因和演进脉络。近来，有研究者依据锡良档案，考证了疆臣会奏初稿、定稿、列衔等若干问题。此文颇有创获，但并非意在梳理事件全貌。

　　东三省总督锡良自始至终参与了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并先后两次领衔疆臣会奏，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收藏的锡良档案，包含宣统二年锡良与疆臣、枢臣、僚属以及立宪派的往来电文，详细记录了锡良参与会、阁期限讨论的始末，展现出诸多细节和隐情。本文在吸收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锡良档案为基本依据，辅以报刊、日记等多种类史料，从点式聚焦视角细绎锡良参与其事的心路历程和行动演进，旨在呈现疆臣个体处于特殊省域形势下的所思所为。此外，还对学界讨论不够或尚未触及的重要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究，诸如锡良谋士郑孝胥如何在幕后参与其事；疆臣群体如何形成集体性讨论局面，讨论主题有何递嬗转变；疆臣两次会奏的谋划和协商过程如何，与立宪派请愿运动形成何种关系等。

　　一、 锡良联合瑞澂提出干路借款策之由来

　　宣统元年十二月间，立宪派组织发起请愿运动，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二十日清廷拒绝。随后，立宪派为寻求督抚支持，函请各省谘议局“呈恳本省督抚奏达舆情”。此际疆臣因清廷表态而反应冷淡，广西巡抚张鸣岐所言“疆臣恪遵朝旨”，正是其时写照。宣统二年春，清廷重议外官改制，传闻欲“漏去督抚一级”。此一釜底抽薪式的集权构思引发疆臣普遍抗议，东三省总督锡良即申说，若以部臣统辖行省，“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又呼应不灵，为祸实大”。同年五月初十日，各省代表再次请愿，二十一日上谕仍拒。恰在此时，清廷于六月初二日饬令在京衙门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御史赵炳麟、鄂藩王乃徵主张根据财政状况决定宪政事务缓急的两件折奏。对此一命题作文，疆臣先是按部就班地陈说各省财政竭蹶状况。随着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锡良联合湖广总督瑞澂借议覆之机分别发出“微电”，提出干路借款计划，国会、责任内阁问题渐被疆臣提起。

　　学界注意到李经羲八月初五日所发“微电”，视其为促成疆臣会、阁期限讨论的“最初动因”。从内容看，李氏“微电”非就财政状况而是就宪政改革发论，认为“近日旧政轮廓难存、新政支离日甚”的根源在于“无主脑”，以致“诸部各自为谋，亦无次序”，并且“无审国情、量国力、联合主断之人”，提出宪政改革应从“简单入手”的主张。李氏所说“主脑”，指国会与责任内阁。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即言：“主脑者，曰责任内阁、曰国会，此二语为当今普通常识上所共有。”尽管李氏以“主脑”指代国会、责任内阁而不明言之，政见表达显有保留意味，但“简单入手”即先立会、阁之意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学界“最初动因”之论有其道理。但需留意，“微电”仅发给疆臣中具有引领地位的锡良及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四人小规模讨论。正因流播有限，并未引发疆臣普遍关注。事实上，疆臣热议会、阁并非一蹴而就，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即是讨论锡良联合瑞澂提出的干路借款计划。

　　面对东三省铁路交通为日、俄分据的一发千钧之局，锡良于四月二十一日具折，提出由邮传部筹给经费修造锦瑷铁路的计划。邮传部鉴于路长费巨，认为借款兴修较有把握，加之同僚属吏建言以及美国对华政策转变，锡良转而认同借款修路。在锦瑷借款进入实施阶段后，锡良力援时居沪上的郑孝胥参与其事。郑氏为立宪派领袖，既有铁路管理又有边疆防务经验，认为应对边防危机不能仅靠屯兵边塞，而应运用纵横之术折冲于列强环伺之中。他一贯主张的借债救国策略，正是上述思路的产物。据笔者见，最晚在宣统元年十一月间锡良即邀约郑孝胥赴东，郑氏日记中即有“锡帅尝托人邀我”之言，但他表示“锡帅延我往议可矣”的先决条件是“东三省人民愿以我为总代表，实行开放之策”，如此则“吾当借箸一筹”。为使郑孝胥尽快成行，锡良曾请托郑氏旧时幕主岑春煊：“第目前订议贷款，事体重大，条件多端，非如郑公负海内重望、明达时务，不足以语于斯。伏蕲执事转乞郑公来此。”最终，郑孝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奉。郑氏极为认同与己谋国思路一致的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对于锡良遭到奉天谘议局“徒引外人操戈入室”的指责而发出“如东人不愿，可使京官劾我”之言亦颇为赏识，但他强调其事之成须以召开国会为前提：“锡帅主开放，是也；然必官对于民先行开放，使三省人民皆能起作主人，而后可言对外开放耳。”随着次年七月间郑氏扈从锡良入京，此思路直接影响了后者的政见表达。

　　锡良虽有将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坚持到底的决心，但因中央各部意见参差以及列强强力干预等原因，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动使得东三省形势愈加危迫。1910年7月4日，日本、俄国缔结第二次协定，正如锡良判断：“近来日、俄邦交亲密，日之合并朝鲜，俄之规划蒙古，两国已不啻互相默许。”紧接着，8月22日，标志着朝鲜被日本吞并的《日韩合并条约》签订。锡良深虑东北蹈其覆辙，一方面，揭批日本继欲侵略东北的阴谋并预筹抵制之策；另一方面，请求入京陛见。据《申报》报道，日、俄协定签订后锡良即屡有赴京与枢府面商要政之请，然皆为枢府所却，最终成行则得益于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贝勒载涛的说项。七月二十二日，锡良偕郑孝胥由奉天登车，晚至山海关，当天郑孝胥“为清帅拟说帖二条”。次日9点登车，晚7点至京，入住贤良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