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代理庶务宋教仁——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2)

　　二、宋教仁任职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随着对宋教仁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人们纷纷确认，宋教仁确曾担任过代理同盟会庶务之职。1913年3月宋教仁遇剌身亡后，长期与他共事的徐血儿在《宋教仁先生传略》一文中写道：“丙午，黄克强赴安南，谋举事。先生举为庶务长，掌同盟会一切机密。”1961年，陈旭麓在《论宋教仁》一文中说：“1906年冬黄兴离东京，宋代黄职。”1964年，吴相湘所著《宋教仁传》中说：黄兴赴香港后，“宋被推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1985年，台湾“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章《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第五节《同盟会本部组织与人事》中有“执行部任职人员及其递嬗情形表”，其庶务栏目中有列宋教仁的名字，“任职期限”为“一九0七年一月—一九0七年三月”，“递嬗情形”为“黄兴因往广东从事革命，延宋教仁代理庶务干事，于一九0七年一月五日移交”。宋教仁名字后面是刘揆一，其“任职期限”为“一九0七年三月—一九一二年三月”，其“递嬗情形”为“宋教仁以欲往辽东策动革命，于一九0七年三月一日辞职，旋由刘揆一接任庶务干事……”。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编纂《中华民国建国史》高度重视，组成了高规格的专家学者阵容。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前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担任，委员有李云汉、黄季陆、张玉法、蒋永敬、李国祁等11人。编辑小组的召集人，由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担任，组员有王聿均、张玉法、蒋永敬、李国祁、陈三井、吕士朋等17人。其中，第三章第五节由李云汉亲自执笔，这说明宋教仁担任同盟会代理庶务一职得到了台湾国民党官方的认可。因此，1992年，《湖南省志第30卷人物志》记载：宋教仁“一度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东京本部工作”。次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所编之《辛亥革命人物像传》中也说：宋教仁“1906年（应为1907年）初，曾一度代理同盟会庶务，协助孙中山主持东京本部工作”。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宋教仁的专著也屡屡提及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之事，如刘景泉等所著《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 宋教仁》、张晓波所著《民国的开端 宋教仁评传》、迟云飞所著《宋教仁思想研究》，等等。但是对于宋教仁在任此职期间做了哪些工作，有何成效等问题，以上文章或专著则往往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从而使人们对于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期间所做的工作及其成效无从了解。

　　笔者通过查阅当时的史料，发现宋教仁在代理同盟会庶务期间，代表同盟会本部主要处理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紧要事务：

　　一、为萍浏醴起义正名。同盟会自成立后，就积极策动反清武装起义。1906年春，黄兴派遣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发动湘军，整合会党，待机起义。刘道一、蔡绍南回湘后发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因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而被捕遭杀害，激起了萍浏醴会党各级首领和会众的极大愤慨和仇恨；同时是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导致湘、鄂、赣地区灾情严重，粮价昂贵，民不聊生，群情激愤，即决定利用当时的社会和民情条件发动反清起义。经过策划和部署，12月4日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群众总数达3万人以上。

　　萍浏醴起义爆发一周之后，宋教仁才从日本报纸上得知此事，感到非常振奋，忙向刘揆一求证，刘也知之不详。1907年12月12日宋教仁日记有如下记载：

　　阅报，载江西萍乡革命党蜂起，已围县城，势甚危云。余思此当系马福益之同类，或前岁随余之楚淦、晏雄亦在，亦未可知也。下午，至刘林生寓，询问萍乡事知其详情与否？林生亦言当是前岁旧同志，但亦不知详形也。

　　之后，宋教仁每日阅报都特别关心萍浏醴起义之事，并记载于在日记之中：

　　阅报，谓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督亦派步兵一千、炮兵五百往援云云。噫，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

　　……

　　阅报，载湖南革命党益盛，在萍乡者为吉安巡防军袁某所攻，避走宜春；然次日复大举向萍乡，江西臬司已至萍乡督战；在醴陵者为湖南军三营分攻，“暴徒”遂向浏阳而去云云。

　　……

　　阅报，言萍乡、醴陵、浏阳、湘潭已为革命军占领，长沙亦危在旦夕云。

　　……

　　阅报，载有湘、赣乱事，谓此次革命党根蒂强固，举动文明，起事后发行纸币，颁布禁令，有新式枪三千余枝、头绳枪四千余枝、旧式抬炮八门，已占有醴陵、萍乡、浏阳三县，人民从之者无数。闻其主张除为满洲奴隶者及富豪外，学界、商界及百姓均不扰害，外人及教堂尤力为保护。故人民虽在不安之中，然犹如常执业务不恐。官兵往剿者未收效果，兵备处总办俞明颐自出马防守，革命党现已至距省十余里之永安市云云。

　　但宋教仁在阅报中也发现，日本一些报纸对萍浏醴起义有偏见和敌意，甚至予以恶评，称之为暴乱，并将革命党人目之为“暴徒”。对此，宋教仁感到十分气愤。1月10日下午，宋教仁去孙中山住处汇报工作时，正好有《国民新闻》记者来访，孙中山也正就该报载文恶评萍浏醴起义之事与记者进行交涉。宋教仁也与该记者辩论良久。宋教仁严正指出：“前日贵纸对于支那革命军加以恶评，此甚为两国所不取。何也？支那革命乃国民的革命，贵社而加革命之恶评，即伤感情于支那。《国民新闻》为一国舆论之代表，贵国新闻如是，是即贵国舆论如是，是即贵国国民对于支那国民伤感情也。两国国民而有恶感，则影响于将来之国交不少也。”《国民新闻》记者则诡辩道：“支那土地广大，语言不一，革命虽起，能统一乎？”宋教仁强调指出：“革命之事，原非一人的事业，乃国民的事业也。全国国民而有此思想，以起革命，则可成矣，何不能统一之有乎？”《国民新闻》记者理屈词穷，“乃唯唯作辞而去”。事后，孙中山也对同志们说：“吾党行事，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悬此目的，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世，自有定评。日报所称，何足芥蒂。”

　　二、为萍浏醴起义善后。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清政府闻讯惊恐万状，急调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5万军队四面围剿起义地区。起义军浴血奋战，坚持一个多月后，最终在寡不敌众、后援无继的情况下惨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

　　萍浏醴起义的失败，也牵动着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的心。起义的发动者刘道一系刘揆一的胞弟，与宋教仁关系密切。宋教仁到东京后，常与其谋面谈事，1905年6月得知宋教仁欲进政法大学又交不起学费时，刘道一即借给宋教仁“日金十元”，使宋教仁顺利到政法大学就读。因此，刘揆一和宋教仁均为刘道一的安危担心。1907年1月12日，刘揆一来同盟会本部将刘道一被捕的消息告诉宋教仁，宋教仁感到十分惊讶，连忙安慰刘揆一并陪其到杨度、覃振处问信，并积极商议营救办法。14日，宋教仁从杨仲达的来信中得悉刘道一被害噩耗，又立即赶到刘揆一住处问信。但到16日，刘揆一却还说刘道一被捕，仍未释放，并出同乡会为之辩冤于湘抚的禀稿，请宋教仁修改。宋教仁以为杨仲达的信息不确，遂与刘揆一共同删改，“良久乃已”。22日下午，宋教仁“头甚晕疼，遂睡良久”。6时，郑子余来告诉宋教仁，刘道一已被杀。宋教仁立即赶到刘揆一住处，见刘揆一“已涕泗满面”，拿出家信与给宋教仁看，“凄惨之况，不忍言也”。其实。刘道一于1906年12月9日由衡山返回长沙途中被捕，在狱中备受酷刑，宁死不屈，于12月31日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由于相隔遥远，加之通讯落后，直到1907年1月22日，刘揆一才辗转接到刘道一临刑的前一天，即1906年12月30日的绝命书，得悉刘道一就义的噩耗。宋教仁心中十分悲痛，安慰刘揆一良久，并应刘之请为刘道一作传。

　　2月3日，同盟会本部在日本东京为刘道一等烈士举行追悼会，孙中山撰写《挽刘道一》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宋教仁出席大会并“写挽联一副以哀之”。会后，宋教仁又长歌当哭，一气吟成《吊刘道一烈士》五言七律诗六首，以慰忠魂：

　　侠骨亭亭立，湖湘一少年。琴书辉白日，肝胆照青天。

　　竹箭壮逾直，松心寒更坚。何当化精卫，终古泣桑田。

　　不作楚囚泣，阶前恐辱身。脱骖无一士，挂剑又何人？

　　姓字空传恨，功名已化尘。元方空洒涕，后死尚艰辛。

　　再有高堂祸，凶罹不食新。西河空添痛，东海隔昏晨。

　　世乱扬豺虎，时乖失凤麟。苍天诛孝子，冤抑向谁伸？

　　懿训传贤母，千秋仰范滂。台荒思子地，石化望夫冈。

　　皓首伤孤鹄，慈怀动乳羊。纱幮频徙倚，老泪落微茫。

　　镜破鸣鸾景，鬟停堕马妆。无波古井水，微月老梅霜。

　　泪染湘篁满，魂招楚些伤。大家贞苦节，今古两相望。

　　回首苔岑意，清宵感不禁。名虽山斗重，冤若海波深。

　　圆峤三年客，离骚万古心。拼将无限泪，一洒哭钟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