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

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

　　[摘 要] 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要搞好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就要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搞清楚其研究范畴，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学科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就要分析当代中国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分期、主线、主流等，比如，由于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不同，历史主线也可能有多条；就要对中国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使人们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关键词] 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基本理论问题

　　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当代中国史即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称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本文简称当代史、国史。

　　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之后才开始，所以比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要晚得多，属于新兴学科。当代史理论研究起步更晚，更需要一边研究，一边进行学科建设。

　　史学研究包括史实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两种研究一般的情况下是难以分开的，但有时为了研究的深入，也会出现分工，有的侧重历史叙事，有的侧重历史解释。在史实研究或历史叙事中，又分为只述不论和史论结合两种形式。在史学的理论研究或历史解释中，虽然离不开对史实的研究，但更偏重于理论和解释工作。比如，重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经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研究和阐释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则、方法，规定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等等。不过，无论史学的理论研究或历史解释，还是史实研究或历史叙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历史观的影响和支配。本文论述的当代史理论研究，是自觉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因此，既是当代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下的分支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门交叉学科。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先于认识，理论源自实践；但理论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方能形成，因此，理论与感性认识相比，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1](P291)当代史理论研究建立在当代史史实研究基础之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应当反映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规律，起到提高和引领史实研究的作用。

　　当代史理论研究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的学科建设大体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系统构建当代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例如，阐释当代史的概念，以及当代史的研究特点和学科依据、学科体系等。二是解答当代史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新中国史的基本走势、基本规律、基本经验，以及如何总体评价新中国史等。三是从理论上分析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看待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等历史事件，如何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人物，如何评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等。

　　搞好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和引领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一、关于构建当代史研究的学科理论

　　当代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与史学一般理论之间存在共性方面，但更多的是带有个性的方面。当代史研究本身起步较晚，这种带个性的学科理论的构建，必然需要一个过程。

　　构建任何学科理论，首先碰到的问题都是范畴的界定。界定当代史研究的范畴，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当代史，当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什么关系，当代史与中共党史又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当代史研究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强的问题，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历史学科在中国史下面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却没有现代史；而这个近现代史中的“现代史”，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的。20世纪80年代，当新中国史研究兴起后，人们为避开对“现代史”的既有定义，提出了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的“当代史”概念。但随着时间推移，“现代史”原有定义与“当代史”研究、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于是，又有人提出把“新中国史”或“当代史”放入原有的“近现代史”专业中。应当说，对“现代史”的上述两种处理方法都不合适，尤以后者更不合适。因为，“近现代史”中的“现代史”是以1919年为起点的，在不改变这个定义的前提下，就把“新中国史”或“当代史”并入“现代史”，势必模糊和淡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划时代意义。

　　应当怎样处理才合适呢？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先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统一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就是说，以社会性质变化而不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为标志来划分不同历史阶段。然后，将现代史起点由1919年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推迟到1949年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迈进。在这个前提下，再把“新中国史”与“当代史”“现代史”的概念合并。合并后，可以称“现代史”“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也可以称“新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当然，历史分期是一项动态性工作，不会一劳永逸。随着时间延续，原有现代史、当代史的上下限还会相应改变。例如，再过100年，可能需要从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那是后人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

　　有人提出，中共党史研究现在也以新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再搞当代史研究，是否会成为重复劳动？对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当代史研究也难以构建自己的学科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等必然会对新中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当代史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当代史的走向。因此，新中国史与党在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内容上难免会有交叉和重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党史和国史、当代史毕竟分属不同学科，即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二者也有专史和通史之别，不能相互混淆。

　　首先，党史和国史、当代史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党史主要是从执政党的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讲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意志的；是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交往，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等等。而国史、当代史是从国家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讲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组织国家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建设的，是如何改革机构和提高自身效率的，以及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

　　其次，党史和国史、当代史涉及范围不完全相同。党史主要涉及的是党自身及其影响所及的事务，例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在党的作用下，社会领域发生的变迁，等等。至于更大范围里的事务，例如，政权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和经济活动、法制建设、外交国防，以及社会领域里的人口、婚姻、宗教、风俗、服饰、饮食、娱乐、人际交往、语言变化等，尽管与党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党史也会有所涉及，但不可能涉及过多，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国史、当代史中不能不讲清楚的。具体说，国史、当代史要更多地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的情况，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国家机关自身建设及其施政的经验与教训等，以及其他党史中不过多涉及的事情。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党史要侧重讲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过程，而国史、当代史则要侧重讲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讲土地使用、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税收种类、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等情况。

　　可见，当代史与党史在内容上虽有交叉有重复，但各有各的属性和特点，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有些党史书与国史书之间存在雷同或近似的现象，不表明当代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是一个学科，而是因为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这个问题恰恰需要通过加强两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加以解决，而不应成为取消当代史研究的理由。

　　至于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强，是否会妨碍它成为学科，更是当代史研究构建自身学科理论时必须讲清楚的。

　　古今中外史学家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更非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当前，为了把前人的经验、智慧传给今人，留给后人，为了展望未来、向前看。对此，中国古人的“经世致用”四个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古人也有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2](P22)把问题说透了。从古至今的历史都说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史学的社会功能很大程度就表现在它为特定阶级和政治力量的服务上。尤其对国家史的记述、解释，更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记述和解释，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因此不怕历史的真实，对历史的记述和解释会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因而害怕历史的真实，对历史的记述和解释总是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仍占主导的世界，这种新型国家必然受到排挤、打压。因此，对它的历史研究，比起史学其他学科，与国家兴亡、政权安危的关系，必然会更密切、更直接，研究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会更激烈。前些年，拿新中国史做文章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可见，当代史研究不仅不可能回避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性，相反，要更加自觉地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努力发挥“护国必先卫史”的功能。这同发扬历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本质上是一致的；同发扬近代以来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完全吻合的。

　　强调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不等于否定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除语言学外，其他学科多多少少都具有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史研究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致力于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它同样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学问。

　　二、关于分析当代史的基本理论问题

　　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分期、主线、主流等。这些问题在每个具体历史，如某个国家的某段历史中的内容都不会一样。因此，具体地分析当代史的分期、主线、主流，便成为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历来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不同，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对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分期，由于出发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分期时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目前能看到的书名叫作新中国史、中国当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有百余种。这些书对国史的分期，从二分法到十分法都有，而且每种分法中，上下限也不尽相同。应当说，这些分期方法多数都有一定道理，完全可以在学术范围里进行讨论。不过，笔者个人主张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并将迄今为止的70多年的当代史分为五个时期，即把1949—1956年作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把1956—1978年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78—199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92—2012年作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2012年至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