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二）

　　内容提要

　　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当地的经济落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重。边区银行不得不靠发钞，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亏空问题。边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成为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面对这种局面，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执行了非常灵活的政策。一方面，不拒绝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发票子”);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拒绝“发票子”，边区政府无法运转，边区生产也得不到发展。通过“发票子”为财政赤字融资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失控。事实上，当时边区的通胀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陕甘宁边区银行很好地掌握了“发票子”的度:既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运转、为边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又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失控。当时的边区银行同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因而它要承担许多中央银行不承担的微观和结构性职能。但无论如何，陕甘宁边区银行当年的做法对今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朱理治 财政赤字 通货膨胀 “发票子”

　　朱理治生平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通州余西镇。1927年4月，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41年初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副主任、主任。1951年夏调中央，历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1958年夏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夏调华北局，历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四人帮”粉碎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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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一段著名论述: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违背了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哪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我在初中背诵《毛主席语录》时就开始好奇什么是“边币和法币”，就希望有人给我解释边币和法币，但始终不得其解。令我欣慰的是，60年后，我终于在朱理治的金融论稿中找到了答案。

　　我理解的“理论和实际统一”，就是指在理论指导下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写道:“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然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那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提出来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朱理治讨论陕甘宁边区金融的文章，看上去很平实，并无惊人之语，但却高度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唯其如此，他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近80年前的一时、一隅，直到今天还具有很强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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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货币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那时由于全国处于混战状态，几乎各省甚至省以下的许多区域都发行自己的货币。据说，中国曾拥有过1000多种不同的货币。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法币与英镑挂钩(后与美元挂钩)。

　　1939年，为了抵制敌伪套取外汇，国民政府决定由各战区各省银行发行地方钞票。起初陕甘宁边区只发行光华商店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

　　显然，没有货币，商品经济下的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为什么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呢?首先，边区政府没有法币发行权，无法征收铸币税。其次，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法币内流意味着边区物资的外流。所以，“只要我们不愿意饿死，同时又不愿意解散共产党、八路军，而要继续抗战，争取民族的最后胜利，那时我们就要拿出办法来解决生存问题，这办法就是发行边币，树立独立的经济基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掌握货币发行权意味着政府可以征收铸币税，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税收不足)的问题。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边币必须在发挥货币功能上优于法币。否则，人们不会放弃法币而持有边币。边区银行必须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要尽可能维持边币的“双稳定”;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发边币以维持边区政府的运转。

　　朱理治正是在那个时间节点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他对货币的性质有着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他把货币定义为:作价和交换的工具、储蓄及支付手段。在现代教科书中，货币是被定义为计价单位、交易媒介、结算手段、价值贮存手段。不难看出，从功能角度给出的这两种货币定义，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实体经济出现供不应求，物价是否会自动上涨?货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从均衡状态出发，在供给和货币供应量都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因某种外部冲击而增加，物价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是现代货币理论经常讨论的问题。对此，朱理治在近80年前就作了回答。他指出:“边区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还存在矛盾。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供求的这种矛盾不能不引起边区物价的上涨。”所以，他认为，“这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在这里，朱理治并未提及货币因素，他的论断同现代货币主义所说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从均衡状态出发，由于某种外部冲击，实体经济出现供不应求，如果货币供应并未增加，物价是否也会上涨呢?现代经济历史似乎可以证明，即使货币供应并未增加，物价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供不应求的压力下，由于货币的内生性，各种货币(法币)替代物会被创造出来。此外，货币流动速度会自动加速，以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当然，也应该看到，如果货币供应并未增加，实体经济“供不应求”导致的物价上涨程度应该小于货币供应增加时的情况。朱理治并不否认货币数量说的合理成分。他指出:“依照经济学的定律，假设货币数量不变，商品一少货物就会涨价的。……现在边区内物价所以高涨，不只是因为商品缺，亦不只是因为票子多，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清楚的:当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的政策不应单靠控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控制货币供应增长，另一方面大力增加实体经济的供给。货币政策应尽量避免抑制商品供给的增加。朱理治的这种思想，对当前货币政策的制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边币发行后，边区物价上涨，边币对法币的汇率下跌。朱理治列举了以下原因:(1)友区物价上涨，虽禁用法币，但边币以法币为锚，友区物价上涨传导到边区。(2)边区因遭到封锁、禁运，外货不能进口。(3)边区生产与消费存在矛盾，生产落后，产品供不应求。(4)入出口不平衡，贸易逆差。(5)财政虽有好转，但仍存在赤字。(6)市场尚不健全，有自相竞争、囤积居奇、黑市买卖等现象。

　　上述诸种原因并非处于同一抽象层次上的，而且也不是平行和互不相干的。朱理治在进行概括时指出:“生产和消费存在很大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使不能不发生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表现在边区财政的收支上，就是很大的不符。朱理治还提到:“边区的金融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财政和贸易问题，而财政和贸易问题。实际上是生产的问题。”如果财政和贸易能够实现平衡，“金融上也就决不会发生问题。假使边区生产能够自给自足的话，那么，边区财政与贸易，也就不会形成这样的大问题”。朱理治的上述观点难道不是包含了“增长是硬道理”的思想吗?!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余永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