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三、四）

　　朱理治生平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通州余西镇。1927年4月，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41年初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副主任、主任。1951年夏调中央，历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1958年夏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夏调华北局，历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四人帮”粉碎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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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出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在于实体经济供不应求(生产不能满足消费需要)时，朱理治同时提到了财政和贸易不平衡的两大原因。这两个原因同实体经济供不应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逻辑上存在概念重叠问题呢?

　　边区经济的供求不平衡可以定义为:供不应求缺口=边区消费品需求一边区消费品供给，其中:边区消费品需求=老百姓需求+政府需求+对区外输出;边区消费品供给=边区生产+区外输入。鉴于当时边区生产的落后状况，为简化计，这里不考虑投资品的生产。因而:供不应求缺口=(老百姓需求一边区生产+税收)+(政府支出一税收)+(对区外输出一区外输入)

　　如果生产得不到发展，老百姓是只能量入为出的。因此可设:老百姓需求一(边区生产一税收)=0(这里未考虑政府的生产)。最后得出:供不应求的缺口=(政府支出一税收)+(对区外输出一区外输入)

　　朱理治说:边区“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自给，所以，边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一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边区对外输出给定(无论多少)的情况下，顽固派封锁导致“外货不能进口”，应该是扩大边区供不应求缺口、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的因素之一。

　　朱理治指出，如果边区生产得到足够发展(自给自足)，边区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实际上是指“边区生产一税收一老百姓需求”一项中的“生产”足够大，在老百姓消费和纳税之后依然有足够大，以致(老百姓需求一边区生产+税收)+(政府需求一税收)+(对区外输出一区外输入)=0，则边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所以，把通货膨胀的原因按不同层次，从直接原因上归诸于财政亏空和外贸不平衡(“实质上”)，从根本原因上(“实际上”)归诸于生产不足，是合乎逻辑的。

　　当年，边区的财政亏空很严重。1941年上半年，税收和借款后的财政亏空达71%，边区银行不得不靠发钞，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问题。边区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成为边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面对这种局面，朱理治一方面不拒绝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发票子”);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把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应该看到，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尽量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财政赤字的货币融资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胀。如果经济总体上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财政赤字货币化产生的额外货币供应可能转化为非财政部门的储蓄，而不形成物价上涨压力。当经济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助于克服通货收缩、刺激经济增长，因而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朱理治同时指出:“要使得银行能够多向私人企业放款，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财政上能够不靠发票子来维持开支。”不难看出，朱理治对财政赤字化的观点是全面的、辩证的，既不拘泥于教条，又注意掌握分寸。陕甘宁边区银行当年的做法，对今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依然具有参考。当然，当时的边区银行同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因而它要承担许多中央银行不承担的微观和结构性职能。造成边区物价上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边区对区外贸易的不平衡。当时，边区贸易的总体情况是:“由于边区有好多物品不能自给，不得不购买外货，但过去数月内，边区产品的输出，抵不过外货的输入，所以形成入超的现象。”如果是入超，即进口大于出口，边区贸易有助于缓和边区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应该不会导致边区物价上涨。但区外贸易为何会成为边区物价上涨的原因呢?朱理治的解释是:“由于入超，纸币的需求量就越大，于是形成某些地区边币的贬值。这是使得物价上涨及边币跌价的直接和最重要原因。”这样，朱理治实际上把我们从实体经济供求均衡问题的讨论引到了国际贸易和汇率问题的讨论。

　　当年的边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货币区”。法币之于边币类似今天的美元之于人民币，边币对法币维持一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由于入超，纸币的需求量就越大”，是指由于贸易逆差，对法币的需求超过法币的供给。这样，就导致了边币对法币的贬值。起初边币对法币的汇率定为1:1，但不久就持续下跌，跌到2:1以下。边币的贬值，导致以边币计价的外货价格上升。可见，尽管从产品的供求关系角度来看，边区贸易入超应有助于平抑边区物价，但入超却通过汇率途径导致边区物价的上升。因而，一方面入超通过增加边区商品供给，抑制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入超导致边币贬值，推动物价上升。显然，入超的贬值效应超过了供给效应对物价的影响。不仅如此，法币本身也处于对内贬值(以法币衡量的物价上涨)状态中，法币的对内贬值使盯住法币的边币也随之贬值(以边币衡量的物价上涨)。当然，如果边区银行拥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就可以通过抛售法币维持边币对法币汇率不变。这样，边区物价就不会因为外贸的入超而上涨。遗憾的是，边区银行没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只能让边币对法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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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对货币供给增速和物价上涨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他发现，1941年货币平均每月发行速率是21.1%，每月物价增加率是14.93%;边、法币比价平均每月下跌速率是8.44%。1942年货币平均每月发行速率12.62%，物价平均每月只涨了10.62%;而边、法币比价平均每月上升的速度是0.9%。根据这些事实，朱理治得出结论:“边币的发行速度对物价及汇价是有影响的。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于发行量及速度，但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朱理治的观察同现代货币主义理论以及汇率的一价定律大体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他并未排除“其他许多重要原因”的影响，可以说他关于物价、汇率决定的观点更为全面。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余永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