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显现东方：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开篇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关于西方的“幽灵”如何呈现于东方？毛泽东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有过评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回眸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承传历史，毛泽东的论断确实十分贴切。在辛亥革命的时期，一批青年先驱志士，在挽救中华民族沦亡的探索中，广泛涉猎西方的先进学说，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他们的旨趣所在，但为了探求真理与比较优劣，他们肇创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初的译介，虽然未曾引起时人重视，却为幽灵东来辟开了无心插柳的土壤，为后来的追求者叩响了心扉的先声。

　　民主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介

　　马克思及其学说入华，最早见于1899年《万国公报》上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该文分四期连载，提及马克思及其主张：“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文章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其后提及“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纠正了马克思国籍之误。该文介绍简单，亦出现误译，关注者寥寥。

　　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多为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及知识界，分别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通过报刊书籍，有进一步的扩展。

　　1901年1月，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刊登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社会党镇压及社会政策”一章介绍“麦克司”即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1902年至1903年，出版了系列翻译日本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的《社会主义长广舌》，广智书局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党》、《社会主义》，文明书局的《社会主义》，《浙江潮》编辑所的《社会主义神髓》，《新世界学报》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等，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主要观点，做了不同程度的录介。其中《近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神髓》内容相对丰富。吴玉章就是1903年通过阅读这些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以上书籍一时没有引起国内太大的关注和影响，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初期的样貌。

　　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新知极为敏感，所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称“今之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梁氏誉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喻为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其《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1904年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撮要引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梁氏洞察到社会主义在西欧风头正劲，但其在《杂答某报（续八十五号）》中说，“吾以为中国今日有不必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会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会革命之理由”，并逐一作出解说。其时，梁氏并非赞成马克思及其主张，故未再深入介绍。

　　1908年，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第15号刊登恩格斯于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在第16~19号译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编者按语中，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路线形式。

　　孙中山在旅居欧西期间，对西方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革命风潮有所考察，1903年，他在《复某友人函（1903年12月17日）》中称：“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1905年5月，他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以“中国社会主义者”身份访问社会党国际局，提及“中国社会主义者为采用机器生产必须同它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作大力的斗争。他们想一举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想从文明的进步中取其利而避其害。总而言之，他们深信可以直接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艰难困苦。……中国的社会主义已不像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还处在襁褓之中，我敢说它已经结束了幼年时代”（王以平译：《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的一篇报道》）。

　　此外，民主革命志士较早提及马克思学说的是马君武。1903年2月，马氏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见，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马克司。……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同年10月，《浙江潮》上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指出“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Baboeuf），其后劲则犹太人埋蛤司也（Karl Marx）也,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并陈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盟会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者当属朱执信。他于1905年11月26日以“蛰伸”名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叙述了“马尔克(Karl Marc)”的生平和思想主张、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学说，大段摘译《共产党宣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对资本原始积累学说的解释存有偏差。1906年6月26日，朱氏又以“县解”名在《民报》上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批评维新派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一知半解，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昔日之我”，认为不当以论者偏见妄下断语，应“知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指出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他阐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之主张，显然以马克思学说为理据，且能信手拈来，应用无碍。

　　同期参与马克思学说推介的革命党人还有宋教仁、廖仲恺、叶夏生等。宋教仁自日本杂志翻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叙了第一、第二国际的召开经过及基本决议；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对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变分阶段作了叙述。叶夏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做出区分，肯定马克思主义“非乌托邦者”。

　　1908年前后，随着时局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严厉禁止，以及同盟会重心转向军事斗争，对社会主义的传播一度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