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显现东方：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
辛亥革命网 2021-08-05 17:13 来源：《团结杂志》2021年02期 作者：王杰 宾睦新 查看：
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样态
应该指出，孙中山及其民主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旨在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原有的思想武库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共和国的国家政体等等，并努力付诸实行。但他们从各种途径也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尽善尽美，西方的模式也并非完全适合于中国。其时，西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真理的民主革命派敏锐地察觉到，马克思主义乃是新的思想武器，有利于比较或鉴取。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和他的一些亲密战友，成为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也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推介者的队伍颇为芜杂，有维新派、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在于，社会主义学说及运动风靡世界，时人睁眼看世界，无论其知识水平、思想取向，均不能不对这一世界新潮投目驻足。
辛亥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所以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乃是因为民主革命派的精力聚焦在“政治革命”，显得“无暇东顾”了。虽然孙中山曾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感悟，毕竟事有侧重，难能兼之。
毋庸讳言，此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显得良莠不齐：一是宣传的取向性五花八门，仅马克思的译名就多达近20种，除无政府主义者之外，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者并非专家学究，任由笔者解释。二是宣传随意性也大，许多介绍者其实并无兴趣于马克思主义，翻译介绍带有较多的猎奇性质，即使正经的介绍也以赶时髦为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流行的新思潮之一来认识，往往不成系统。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正如蔡元培所说，“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蔡元培著，高叔平编，《蔡元培政治论著》）。
概言之，此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输入，大体呈现如下样态：一是主要是将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主义诸学说的一种进行介绍。二是介绍者缺乏对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把握，受制于自身的思想立场，评说时往往各取所需，凸显较强的随意性。如维新派主要是一种粗略的学理介绍，且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从选择性译介出发，“为我所用”性明显，不过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张的正确性。相比较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有若干契合之处，少数介绍者能够相对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说，虽然他们对其它学说没有涉及甚至不能认同，但总体上看，他们的确代表了这一阶段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准（谷小水，《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输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初始阶段。在此阶段，从国际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实践性理论，尚需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来彰显其科学性与生命力；从国内看，中国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缺乏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与实践的社会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主要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并未造成实际的社会效应。但这一阶段介绍者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对马克思若干学说的论述、对《共产党宣言》等著述的译介以及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输入，均为下阶段马克思主义大规模的传播准备了条件（谷小水、赵立彬，《辛亥革命与新中国》）。
关于十月革命前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泽东特别赞许朱执信等革命党人的贡献，他说：如此看来，辛亥革命时期的译书活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门，但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才真正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孕育了中国共产党。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