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2)

　　上述分期方法中，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放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有人可能会不赞成，认为“大跃进”犯有全局性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怎么能把它们也说成是探索呢？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对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是一个内在统一整体的看法。

　　中国当代史无论划分多少个时期，最明显的无疑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早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就作过一个明确论述。他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3](P111-112)“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又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占有三分之一的比重，既然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怎么能说它们不是探索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探索的观点，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其实就有了。“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4](P817)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和方法虽然都是错误的，但目的确实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4](P815)否则，他怎么会如“决议”所说，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并“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四届全国人大上“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4](P815)不让江青、张春桥“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又怎么会“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当然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但不能因为探索失败就否认是探索。这同发明创造过程中的试验尽管失败了，甚至失败了几十次几百次，但不能因此否认它们是试验的道理一样。

　　还要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两个概念。《历史决议》指出，在那十年里，“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而且，“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局面”。[4](P816)这些论述说明，“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因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一股脑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全部工作、取得的全部成就。

　　历史主线客观存在于历史之中，但需要有人通过研究加以揭示。探寻历史主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过程的得失，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历史前进的走势。显然，这也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关于什么是当代史的主线，目前也有各种不同看法。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应当先弄清楚史学意义和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历史主线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笔者认为，历史主线应当是指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及其结果；由于这种动因不可能只有一个，因而历史主线也不可能只有一条。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新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便会看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因起码有三个：第一，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正是这三个基本动因，构成了贯穿新中国史的三条主线。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但代替不了另外两条。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新中国史的发展。新中国史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它们就像打开新中国史一系列问题之门的三把钥匙，又像交汇演奏新中国史交响曲的三个主题。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新中国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历史主流是相对于历史支流而言的，回答什么是历史主流的问题，同样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分清楚、把握住历史的主要方面。因此，分析当代史的主流，也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新中国迄今为止70多年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应以正面评价为主；而对改革开放前的30年，分歧意见较大，不少人要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应以正面为主，要么或明或暗地认为应以负面为主，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因此，回答什么是当代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

　　笔者体会，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历史中的失误、曲折与成就、本质加以区别，比较哪个方面更重要。其次要把历史中的失误、错误同存在失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哪个时期出现过失误、错误就把那个时期加以否定。比如，要分析失误、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犯错误时期中是否也有成绩和成就，等等。再次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加以区别。第四，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另外，还要看到失误多曲折大的时期，对于后来历史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例如，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曲折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后要多些大些，但正是那段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坚实的物质、人才基础，必要的外部条件，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就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变化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可以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

　　三、关于给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

　　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史实弄清楚，使人们“知其然”。但到此还只是做完了一半工作，还有一半是要解释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使人们“知其所以然”。而这正是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做的工作。它相当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提倡的，“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5](P814)因此，当代史理论研究要构建自己的学科，就要抓出当代史中哪些需要给予科学解释和理论说明的问题。

　　本文前面已列举了一些当代史中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重大问题。类似那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当代史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中要下功夫寻找。例如，有人提出，新中国错过了很多历史机遇。对此究竟应当怎么看，就是一个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笔者认为大的发展机遇遇到过三次，这三次都被我们捕捉到了。其中一个半是改革开放前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另一个半是改革开放后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不仅向鸭绿江进犯，还派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面对新生人民政权和远东地区的安全危险，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双方国力、装备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将美军打回到“三八线”，巩固了新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保卫了包括苏联远东在内的地区和平。为此，斯大林解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民族主义政党的怀疑，也深感对中国的愧疚。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我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时，斯大林当即满口答应给予全面援助，明确表示“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6](P147)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中谈到苏联援助时也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7](P387)所以，周恩来、陈云一行访苏回国的当天晚上，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汇报和研究“一五”计划方针、任务时，才会改变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提出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党中央为适应在资金、物资、人才奇缺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决定实行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一决策，为中华民族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个战略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大约8年时间。中国人民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通过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以弯道超车的速度追赶先发国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上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又抓住这个机会，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大门，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先进设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由于我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使对外开放的步子受到阻碍，耽误了一点时间。但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耽误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导致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制造业设备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大量投资和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当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毛泽东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我们有了实施全方位外交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局势逐渐缓和。邓小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作出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毅然决然地推行改革开放总政策，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使我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在已有基础上实现了大幅度跨越式发展。这个战略机遇期从那时到现在持续了40多年，使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了。

　　四、关于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当前任务

　　当前，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处于十分有利的时机。首先，新中国史发展了70多年，对当代史的研究也积累了40多年。这些为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比过去更充实的客观条件。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并且给予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以从未有过的重视。特别是习近平每当讲到党史，几乎总要同时提到国史；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抵御歪曲、污蔑党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些为当代史理论研究指明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营造了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再次，近两年来，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在党中央号召下正逐步开展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教育；今年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全党又在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全社会也在广泛开展“四史”的宣传教育。这些使对当代史理论研究的需求变得更加热烈，也使这一学科在教学与研究中有了更好的前景。

　　面对当前的好形势，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除了要继续抓紧上述三方面工作外，我认为还应当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阐明新中国史在“四史”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四史”教育是习近平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提出的，目的在于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说，“四史”是理想信念、基本理论的历史依据，而理想信念、基本理论则是“四史”的核心要义。其中，社会主义发展史要说明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又是怎样由理论变为实践的；中共党史要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诞生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新中国史要说明中国人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战胜重重困难，捍卫国家独立、统一、安全，又是怎样在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改革开放史要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通过破除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是怎样在已有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建设成就基础上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四史”合在一起，正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再变成革命运动，再在中国取得成功，再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过程。面对“四史”教育，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应充分论证新中国史在其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与其他史之间相互衔接和补充的关系，为加强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给予理论支撑。

　　第二，为增强“四个自信”提供新中国史的依据。

　　史学研究的一大功能是通过探索历史规律，预判历史发展的趋势。当今西方经济、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逆全球化抬头，贸易摩擦加剧，西方反华势力为摆脱困境，将矛盾向中国转嫁，拾起了他们封锁、孤立、制裁的老一套。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应充分阐述新中国反封锁、反孤立、反制裁的历史启示，用以坚定广大群众的“四个自信”，提振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用新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说明对当下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能够继续延长固然很好，即使不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机遇。现在主要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而是别人能不能抓住中国这个机遇了。

　　第三，在新中国史领域继续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同政治学领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经济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兴风作浪，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度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这股思潮的本质给予了深刻揭露，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3](P113)他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股思潮现在虽然有所收敛，但一有可乘之机仍会蠢蠢欲动、强烈表现。因此，对其保持高度警惕，继续从理论上揭露其荒谬性、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一步认清它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真实面目，应当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分内的事，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当前形势对于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来说，可谓既喜人也逼人。我们应当把压力变动力，努力加强研究队伍自身的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理论思维、理论分析能力，增强理论研究的创新力、说服力、影响力。当代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远大前程都是不言而喻的，有幸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应当充分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加倍努力，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学术劳动，投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事业中去。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