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邮政主权思想与实践述论
辛亥革命网 2021-08-11 09:47 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 作者:邓江祁 查看:
清末民初,蔡锷坚决揭露和抨击法国帝国主义侵犯中国邮政主权的行径,努力谋求驱逐西南法国邮局的方法与途径,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挽回国家邮政主权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由于史料的原因,长期以来,对于蔡锷的国家邮政主权思想与实践,学界鲜有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利用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蔡锷外交思想、国家主权思想和云南乃至中国近代邮政史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国家主权意识,切实提高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和水平亦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清末,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中国开办邮政机构,侵犯中国主权,窃取中国利权。1885年法国侵占越南、次年英国吞并缅甸之后,英、法两列强竞相侵略与越、缅接壤的云南、广西等地,大肆攫取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利权。其中,法国在滇、桂设立邮局,开展相关业务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西南地区邮政主权的强盗行径。
中法战争后,法国于1885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其中规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1886年4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其第二款又提出了广西、云南边关某两处通商的问题。次年6月26日,法国再次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其中明确规定:“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蛮耗通商。”1889年,龙州、蒙自开关。随后,法邮也就以“客邮”的身份打入广西、云南等地。
对于列强的以“客邮”侵犯中国邮政主权的狼子野心,熟悉国际法知识、时在广西从事新军编练的蔡锷洞若观火。他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客邮”的目的,并非是为中国人民通信提供方便,而是为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服务的。1907年初,蔡锷在日本出版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上发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一文,揭露了法邮侵略中国邮政主权的罪恶行径,并运用国际法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抵制和撤销法邮、维护国家邮政主权的进步主张。
蔡锷指出:“邮政之发达为一国政体之所系,即为一国主权之所关,断不容第三国之强横侵入,以干涉内政之行使,而阻碍交通之机关。此不待万国公法之规定,而公理亦应如是者。”他进一步指出,法人在云南设邮局,已使云南邮政不完全,交通受障害,剥夺了我国主权,破坏了我国政体。若长此以往,“则国不成其为国矣”。他认为,法邮之所以能在云南等地横行,既有清政府及其官员腐败无能的原因,也有广大民众缺乏国家主权意识的原因:“在一般冥顽政府,以云南为不甚爱惜之疆域,任外人之种种侵害而漠然无所动其中。在一般普通人民,智识既浅,利害不明,误认邮便为个人交通之媒介,而不知为国家事业之发生。既不识国家之性质与主权之作用,故亦淡然置之而不预闻。更有进者,滇人民之迷信方深,遂演出不可思议之现象。书函之发送,投于中国邮局者少,而投于法国邮局者多。在人民之意思,虽以彼之机关能普及,而我缺陷;彼之价格能划一,而我参差;彼之送达能迅速确实,而我迟滞疏忽。于是反客为主,相沿已久,无可挽回。不知人民图一时便宜之见,而利权外溢,主体丧失,有言之而不忍言者矣。日前滇督虽欲争回,而核其奏疏,不过略言梗概,无切实利害之所陈,无激昂慷慨之一语。”
接着,蔡锷从军事、经济、财政、行政、学术等五个方面,揭露法邮对云南的“影响”与“障害”。
在军事上,蔡锷指出:“有铁道、电信,而军队往来驰骋可以战胜于疆场。铁道、电信有时不能达其目的者,而邮便可以绕而致之,转而达之,卒使声息之相通。”“战时之铁道、电信,安保无敌人之破坏,而邮政为万国之同盟,分之为一国之邮政,合之为万国共同保护之邮政。无论交战国、中立国皆不得阻止障碍于其间。”他认为,对于军队的征调,“铁道、电信不能遍设者,而邮便可以普及之”。对于军品的输送,“邮便之利于军事者,实以补铁道运送之不及。凡战时利用者,如器械弹药以及征发之粮食品物,虽由铁道会社之送达,而品物之轻者微者(小包),未始不由邮局转输”。而对于军事情报的传递,“无论交战国、中立国,皆须设情报局以为之交通。战时情报局者,即平时邮便局之变例也”。基于此,蔡锷强调:“世界竞争,战事日急。而种种设置,无非求军备之扩张。故有军事铁道之创设,即有军事邮便之交通。二者实相倚而成,相辅而行者也。云南轨道之敷设,尚未实行,而敌人经营之铁路已长驱直入,贯我腹心。即使邮政之整理已逐渐改良,而路权已属外人。对于军事上之作用,随在皆阻滞枝节之横生。况路政、邮政之行使,二者皆为敌人所有。我军之输送遂形种种之艰难,而敌军之雄飞于西南各境,有进退自如,独占优胜之机。顾及滇人,惟有束手咨嗟,以听其鱼肉。此交通机关归于敌人之掌握,则彼胜我败,有确然不爽之理者。”
在经济上,蔡锷指出:“欲筹划国家之经济,不能不着眼于世界之经济。有邮政以贯注于社会国家而网罗全世界,遂无往而非经济之流转,以开种种之利源。有银行之创立于前,又有邮局之推广于后。各国之倾向,皆各展其经济政策,不留遗力,而倾囊倒箧以投绝大资本,而为海外之殖民。于是群雄并起,而促一时工商业之勃兴。”他认为,“生产最富之云南,早堕于英法之势力范围,固已尽人皆知,而不知法人占种种之优势,独驾列强而上之。既据南清上游,而握商权以纵横之,又握邮政权,以联贯于工商界,不难执牛耳而称霸权。将来通商之势力增长,举旧有之邮局而扩张之、布置之,安知今日不增一邮局,明日不增数邮局,始而吸收个人之财产,继而准备国际之预金。久之事业繁盛,殖民兴业等银行即以邮局为先导之阶梯。甚至商埠既开,各国经营之事业逐渐增加,以勃勃野心之法人,恐于洋商足迹所到之地,则设立邮局以为之交通。进而东下盘江,以窥两粤;北出黔中,以侵两湖,无不遍设邮局,以为疏通之关钥,而握西南各省之利权。”
在财政上,蔡锷指出:“全国财政之归宿,统之为一国金库之收藏,分之为各地银行之操纵。而介乎国库与银行之间,握上下出入之关键以为居中送达之媒介者,即邮局是也。无邮局则上下既离而无所关系,出入障隔而不能融通,则国家之金融机关已迟钝而不能行。凡一切政治上、商业上及学术技艺诸场合,无不大受其影响。一国之成败兴衰,视财政之理乱为标准。财政之整理,其国之兴也勃焉;财政之紊乱,其国之亡也忽焉。而其所以能整理财政以助长国家之事业者,除监督机关外,即在发达交通之机关。”他认为,租税和货币在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此二者与邮政有着重要关系。在租税方面,“国家之土地不能有都市而无町村,有繁盛之区即有荒凉之境。而人民散处之区域,无论冲繁僻寂,均不能不有租税之负担。居冲要之地,纳税者既称便利。而穷乡僻壤之居民,纳税者实属困难。有邮局以普设之,则难者易为力矣。东西洋各国,凡乡民之纳国税,均由邮局以为转输。如我中国纳税之制,凡一乡一邑之民必奔走骇呼,缴纳官署。一切苛索旅行之费用,较租税之正额而倍之。推其故,有苛政以剥削之,又无邮局以送达之。然即使邮局普设,负其送达之责任,而暗窃没收之恶意,早已习为故常,鲜不为法邮局之所窃笑耳。”在货币方面,“货币者为交通之媒介,亦即国家经营之制度,非人民所得妄为。但国家唤起人民之贮蓄心,无论荒陬远地,无不设邮局以收纳人民之资金。……中国货币之纷乱,制造之不划一,价格之不平均,遂致邮便贮金,邮便为替之良法已障碍而不能行”,而“法邮局之设于云南,其为替之价格,较各汇庄之成例且不及半额之数。以故示其低廉,未始非收拾人心之计,以为将来发达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