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再谈国史分期问题(4)

　　（一）从治国理政的实践上看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在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以往时期的明显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月中旬胜利闭幕，此后发生的变化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 过去我国长期把经济高速增长放在重要位置，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张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提出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

　　在体制改革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党和政府更多的是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不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再提党政分开，而是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能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等。

　　在意识形态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党和政府更多地强调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及时反驳错误言论与不争论是两码事；对错误思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要含含糊糊、遮遮掩掩；要以战士的姿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第一线。另外，中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把这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割裂、相互否定；强调党校和党的媒体必须姓“党”，绝不能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反调；党管媒体的原则要贯彻到新媒体领域，要打赢互联网战场的舆论战争；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能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不能在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学校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并且在高校普遍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党的建设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在党的建设方面突出强调斗争性和“严”字，改变了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的状况；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惩处了大批腐败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腐败采取“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态度；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对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开展巡视；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自己是革命者，明确否定曾一度流行的“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提法，要求把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在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作为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改革了军委机构、战略区和野战部队编制，把坚持军事斗争准备作为国家安全的龙头，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夺取军事竞争中的主导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把保证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扭住政治、经济、国土、社会、网络等各方面安全，加强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资、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能力建设，并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在国际关系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同时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也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正因为中共十八大之后出现了这些明显不同于以往几个时期的变化，所以我从2015年开始，在文章和讲课中把国史第五个时期的起点由中共十六大之后的2003年移到了中共十八大之后的2013年。我认为，这个时期要回答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此前要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但不是一个问题。

　　唯物辩证法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否定之否定。恩格斯说：否定之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根据这一规律，任何事物的前进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只能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把历史的前进概括为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即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观察和思考国史，如果把改革开放前29年看成一个“肯定”或一个“正题”，把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八大之间的34年看成一个“否定”或者“反题”的话，那么，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年显然可以看成“否定”后的“否定”，即新的“肯定”；或者叫作“正题”和“反题”后的“合题”。这里说的“肯定”“否定”也好，“正题”“反题”“合题”也好，都是哲学语言，既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也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态，更不是要终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提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层次。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出，国史确实出现了一个既不完全同于改革开放前，又不完全同于改革开放后，而是总结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吸纳、融合、发扬了这两个时期的长处，促使改革开放逐步上升到新境界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给国史分期、断限，完全可以说国史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看

　　自1956年至中共十九大之前，我们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再说“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了。所以，中共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表明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从中共中央的论断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7·26”重要讲话中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紧接着，他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还说：“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论述清楚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政治判断，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史分期，表明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国家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那么，对国史的这个时期应当如何称谓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称谓，不等于也是对国史新时期的称谓。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制度在国家生活中无疑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我认为把中共十八大后开始的国史新时期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的时期”比较合适。这样称谓也有助于同国史第三、第四两个时期的称谓相呼应、相协调。

　　我一向主张，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无论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比如说到新中国诞生100年、200年时，人们再来给国史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又有所不同。另外，上述分期只是就国家宏观历史而言的，至于某些专门史，如学术史、文学史、美术史、影视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台港澳史等，分期、断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划定，不一定非要与国史的分期保持一致不可。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