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帝制时期的中国并非“封建社会”(2)

　　"地主"。与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自上而下封赐所得的世袭政治特权相异，地主的田土并非由封赐所得，而是自经营、自买卖的私产。广义的地主，指一切拥有私田者（包括自耕农）；狭义的地主，指拥有较多私田者，他们将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给农民进行小农经营，或雇佣无地者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无强烈的人身依附，却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关系。秦汉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与自耕农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统治地位。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农人身份状况虽多有起伏，但就总体言之，这是土地可以买卖、农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时代。秦汉以下的农人，虽然深受剥削压迫，但其一般并未负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锁，改事他业、迁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问题，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作过生动描述）颇有差异。

　　费正清比较中、欧、日土地制度后说：

　　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费正清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归作一类，将中国归作另一类。而两类的分水岭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买卖。中国乡村土地买卖有多种方式，据黄宗智对华北三个村庄的调查，明清以降土地买卖的方式有"典卖"（以典当转让土地）、"绝卖"（彻底出卖）、租佃（以出租方式转让土地）等形态。围饶这种交易而起的纠纷和诉讼不少，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例多有受理（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页）。围绕土地买卖这样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间调解，而这些中间人并非职业性经纪人，而是自有他业的村民临时担任（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56－57页）。这都是土地自由买卖早成惯例的表现。

　　应当指出的是，战国以降的土地买卖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干预土地所有权，试图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宋代，虽然国有土地可以买卖，但朝廷通过职役收夺，又在实际上把部分土地权收归国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转让买卖，毕竟成为大势，与封建领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转让买卖的情形大相差异。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甲、封建领主制阶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阶段，战国至清，其间以中唐为界，又分为前期的贵族－地主制时期，后期的地主制时期。

　　中国古史分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阶段性差异。

　　（三）地主制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的紧密关系

　　周秦之际以降的地主制社会，始终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相为表里。下以中唐以后的段落加以说明。

　　中唐以降，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普遍化，土地买卖频繁，所有权转移迅速，加之诸子平均析产，使财富一、二代后即行散离。北宋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这种情状："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则家遂不存。"鉴于此，张载力倡"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第259页）程颐（1033－1107）认为士大夫均应立家庙、四时祭祖（《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2页）；南宋朱熹（1130－1200）也主张"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近思录》卷九·制度），意旨都在严格宗法制度。这些构想，除政治、伦理层面的考虑外，防范因土地私有、诸子析产导致家族财富流散，也是重要目的。可见，地主制需要借助宗法制的维系力量，这是巩固农耕经济及其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

　　地主－自耕农制的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高度分散的、封闭的，需要一种统合机制，去实现某些大目标（如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交通、抵御异族入侵、维持社会秩序等），于是君临一切的、强势的专制国家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广阔地基上巍然矗立。而专制君主政治则多把地主视作可靠的依凭阶层，秦汉两代均明令商人不得为官，又明令无资产者不能择补为吏（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此即汉景帝所谓"有市籍不得官，无赀又不得官"（《汉书·景帝纪》）。那么，什么人既有资产又非市籍经商者呢？当然只有地主。地主成为专制帝王选拔官吏的基本群体。隋唐以下实行科举制，虽无身份限制的明文规定，但能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又孜孜不倦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产而无市籍的地主子弟，"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地主－自耕农家庭的自诩之语。当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渐入科举行列，读书晋仕者也不在少数。

　　二、贯穿秦至清的专制政治

　　封建制的又一基本属性，便是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中国的殷商西周（及某种程度上的魏晋南北朝）实行此种制度，西欧中世纪、日本三幕府（镰仓、室町、江户）亦实行类似制度，称其为"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可称"亚封建社会"），名实相符。而晚周以降，尤其是秦汉以下，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淡出主流，而代之以考选、任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制愈趋强化。

　　（一）纵贯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

　　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专制王权的早熟与长期延续。

　　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早在公元前4、5世纪的战国即已初兴，齐、魏、赵、韩、秦、楚、燕等七雄相继建立君主统摄大政的郡县制国家，法家及时总结其要旨。商鞅学派说："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又说："故君操权一正以立术。"（《商君书·算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更将君权"圣化"，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他还视"君"为"道"的人格化，君的使命是"体道"。这都是对专制君主集权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所作的论证。而秦朝一统六合，使这种"独制"、"独断"的"要在中央"的君主专制在全国得以实现。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尊号议，站在权力峰巅的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之名，取"煌煌上帝"之意，构成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使专制王权获得帝制形态，"圣人执要"的专制帝制，至此实至而名归。

　　以公元前221年嬴政（前246－前211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7－1912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中央集权于涨落间愈趋强化。以选官制度为例，汉行选举制，中央集权的官制大奠；两晋行九品中正制，特权贵族把持政柄。隋代废止乡官，剥夺贵族在出生地拥有的政治权利，又废止九品官人法，代之科举制，庶族士子得以登仕，中央集权官制复振。唐承隋制，科举趋于完备，但吏部铨选官员，辅以体貌、言谈取仕，突显贵族式选官标准。至宋代，科举制方摆脱贵族主义，帝王得以直接选拔庶族士子，中央集权的官制更落到实处。故秦以下政制虽多有更张，但总的走势是君主专制趋于强化。

　　中国的帝制与专制相共生，对此史学界多有共识。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帝制不一定专制，如孙中山《民权主义六讲》第二讲提到，中国帝王的专制程度不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专制君主。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更详述中国帝王并不特别专制，批评"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13页）故关于中国君主制度的专制性问题，需略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