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帝制时期的中国并非“封建社会”(3)

　　（二）释"专制"

　　作为汉字古典词，"专制"有独享、独占、独断专行之意，《韩非子·亡徵》："婴儿为君，大臣专制"；《史记·穰侯列传》："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淮南子·泛论训》说："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高诱注："专，独；制，断。"苏轼《策略第一》："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纵观诸古典，所用"专制"，多指贵戚、大臣独断专行（《淮南子》称周公"无行专制"，即不专制，然"专制"一词仍指独断），所谓专固君宠而擅权（如《申子·大体》说"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而很少发现谈帝王专制的用例，这大约因为认定帝王本应专权，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故无须议论帝王（即"上"）的专制。

　　至近代，受西欧及日本概念的启示，"专制"的含义扩大为一种政体的名称，梁启超将作为政治制度的"专制"定义为：

　　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开明专制论》第二章释专制，《梁启超全集》第三册，第1454页）

　　近代日本人用汉语旧名"专制"对译英语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1855－1944）编译的《哲学字汇》，在Absolutism条目下，对应的汉字词为"专制主义"（改正增补《哲学字汇》，明治16年）。

　　在西方，Absolutism（"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中提出的一种政制形式。孟德斯鸠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三政体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基础上，提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分法。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体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国，专制政体则不然--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页）

　　孟德斯鸠又将"主权者以胁吓为主义"的政体称"专制制度"，以与"主权者以温和为主义"的政制相区别。

　　严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译作《法意》，其三种政体的国家分别译名为：公治国、君主国、专主国。严复在《孟德斯鸠列传》中还将《法意》的三政制命名为："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

　　关于政治体制，近代日本的分类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通常认为，专制制度多与君主政体相共生，也可以依存于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其特点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专断统治。自孟德斯鸠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视作专制制度的典型，并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君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合称"专制君主政制"。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中指出，中国帝王受到礼制和官僚体制的限约，其专制程度不及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某些君主；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其专制性便在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之上。

　　诚如钱穆所言，秦汉以降，"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页）；又如谢和耐所言，中国的皇权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约。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实态的一部分。然而，就总体言之，中国的帝制虽然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定，但礼制与官僚体制又臣服于帝王的威权，"口衔天宪"的帝王随时可以变制、罢官，故中国皇权的专制性是确定无疑的。自秦以下，皇权至尊、至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专制等级制固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但往往更具强势，《红搂梦》第十七至十八回描写贾元春省亲荣国府，祖母（贾母）、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见了贵为帝妃的孙女或女儿元春，或"路旁跪下"，或"帘外问安"，所谓"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这正是专制皇权至尊至上的表现。行过君臣大礼之后，接下来才是孙女（女儿）元春"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以行孝敬。

　　（三）中、西、日政制比较

　　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末期形成的专制王权，日益张大，但始终受到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衡，那么，中国的专制皇帝却总领政治、军事、财经、文教大权，除冥冥上苍（天）、圣人的教言、祖宗传下的礼制以外，难有约束帝王的实际力量。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秦汉时相当强劲，唐宋便等而下之，明清更不成阵式，而皇权则与日俱增。当然，作为专制帝制产物的农民战争，可以推翻旧王朝，另建新王朝（谓之"易姓革命"），此为帝王的一大隐忧，故施行"仁德"以抚慰庶众、强化镇压机制以摄制庶众，成为专制皇权"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因由。故尔，被视作柔性的"德治"与被视作刚性的"专制"貌似对立，实则相通，"德治主义，其实与专制主义具有表里的关系"，"最为有德的君主同时也是最具专制的君主。"（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61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专制君主既掌政权，又兼控神权，"皇帝"的称号便意味着地上君主与上天主宰（至上神）的合一或同一，这与欧洲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分离的情形大不相同。欧洲帝王需要执掌神权的教会为之加冕，连蔑视教会的拿破仑一世（Napoleon，1769－1821）在称帝时也要举行教会加冕仪式（巴黎的罗浮宫悬挂着描绘此一场面的巨幅油画，笔者参观时，在此画前盘桓良久，拿破仑那种既轻视教会、又要利用教会的神态，在其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中隐约可见）。在欧洲列国，帝王得到神权的认可与护佑，是王权取得合法性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册封宗教领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皇帝又往往被尊为至上神（宋徽宗称"道君"、慈禧太后称"老佛爷"之类）。

　　中国政权、神权一元化的君主专制，也与日本天皇掌神权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颇相径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与"公仪"（幕府）两个中心，存在"二重组织"、"祭政二重主权"，所谓"天界信仰的支配者"与"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离的，由此形成"天皇不亲政传统"（洞富雄：《天皇不亲政的传统》，新树社，昭和五十九年，第9－16页）。日本天皇的皇宫称"云居"，宫中皇室称"云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务之意。当然，日本"天皇不亲政"也不能一概而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有亲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执大权，曾"独自垄断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远山茂树：《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及天皇制--对天皇不亲政理论的批判》，《日本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但就总体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结构"，不同于中国合神权、政权为一体的专制帝制。

　　福泽谕吉曾这样比较中日两国政制：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福泽所说"中国是一个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强"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切；"日本是两个因素"，指"至尊"而无实际政权的天皇与"至强"而无精神最高权威的幕府将军并列统治。这便是所谓"公·武"二重结构，"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体差异，便是专制君主制的一元结构与公武二元构造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