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4)

　　至于仕隐之间者，则情形较为复杂。有先退隐后出仕者。如王士珍，清帝逊位后，袁世凯任总统。“公乃拂衣归里，由是不问世事矣。袁公函电促，专使相望于道，卒不起。”1914年，袁世凯遣其子克定强邀入都，有谓：“王公不出，尔不得归。”王士珍不得已出，后任陆军部总长，转参谋总长，至国务总理。1918年，引疾告归。“自民国以来，睹国事难以常轨理，每想引退以避政争，讫弗如志，至是洒然如释重负。”(85)又如赵尔巽，“共和诏下，浩然有去志，明年解组，隐于青岛……项城属人招之，公徘徊久之乃至，清史馆开，属以总裁。公曰：是吾志也。”(86)再如周树模，“至逊位诏下，乃引疾去职，蛰居沪上法界之宝昌路，闭门息影，裁花薙草”。总统袁世凯意在礼致，国务总理徐世昌必欲引重，“使命往复，不获辞”。1914年进京，就平政院长。袁世凯称帝时，周树模主张正论，颇不谓然，乃避归沪上。嗣以黎元洪继任总统，礼请来京，仍为平政院长。“本非初志，旋即卸去。”计前后在京十年，与湖北同乡樊增祥、左绍佐三人，时常聚会，人称“楚中三老”。(87)表面看来，他们既隐而后仕，都是因为袁世凯、徐世昌等故旧的情面，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相同。如果说王士珍主要是报答故主袁世凯，那么赵尔巽与周树模则对清王朝尚不乏留恋之情。

　　有先出仕后退隐者。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满怀对共和国的期望而出仕，然后又满怀对民国政治的失望而退隐。如岑春煊，于辛亥鼎革之际，转而赞成共和。其日后回忆仍对此大赞不止：“以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之国，犹复优待清室，不失尊荣，以视前朝易姓诛夷之惨，相去何止天渊。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不意袁氏当国，致兵连祸结。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护法运动，岑春煊均亲与其事，疲于奔命。1920年，“整装回沪，不复更谈政治”。(88)又如程德全，本是督抚中反正独立第一人，但在“二次革命”之后，遂退出政坛，闭门诵佛，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号寂照。1916年，程德全反思道：“国体改革以还，日相寻于哄争猜忌之域。吾时于两方谆切劝解，亦均不见听。岂天之诲祸!抑吾之诚不足以感人也。驯至今日，纲纪凌夷，道德灭绝，人民困于水深火热，几不可一朝居。呜呼!既无以对故君，复无以对国人，罪深孽重，夫复何言?”(89)表明其对民国的失望和无奈心情。无独有偶，张鸣岐后来也寓居天津，吃斋念佛，惜乎晚年附逆日寇，堕落为汉奸。再如朱家宝，民初出而用事，官至直隶民政长，兼都督，改巡按使，加将军衔，领军务。“修饬庶政，治绩为行省冠。”张勋复辟，特授民政部尚书，“未行而变作，遂投劾不再出矣”。(90)其二是出仕而不忘忠清。如张勋，行伍出身，本属袁世凯部下，“逊位诏下，世凯遣使劳问，勋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公依世凯，殊怏怏，顾念弃兵柄，安所藉手，规匡复，伸其志，遂隐忍就职。其后，凡总统所假陆军上将、定武上将军、江北镇抚使、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受而不避，本此志也。”1917年，张勋拥清帝复辟，旋兵败，赴津隐居。去世后，清逊帝予谥忠武。(91)又如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进士出身，袁世凯表弟。共和初建，受袁氏之命，出任河南都督，“逾年乞休去官，还居津门”。参与张勋复辟，事败，仍隐居津沽。“公自束发受书，其于在三之义闻之熟矣，惟以袁公故，感知己之私与为推移，然而耿耿之衷未尝忍而即安，故莅事期年，毅然求罢，此其隐曲明明予天下以共见，论者疑公之所处本末乖牾，如致身袁氏为是，即匡复旧君为非，此岂足知公之心者哉!”(92)在时人看来，张镇芳仍不失为清朝的忠臣。

　　仕隐之间者的情形确实很复杂。就上述分析，可见赵尔巽、周树模、张勋、张镇芳情况也大不相同，似各有隐衷，但均不乏“遗老”情结。他们去世之后的“行状”、“墓志铭”均署清朝官职或谥号，大概也可以说是对其“遗老”身份的认可。另外加上朱家宝、陈昭常(93)，上文统计忠于清王朝的督抚时，在仕隐之间者约取一半，大致够数。其实，仕隐之间者既已出仕，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民国的认同，但究竟是否就意味着对清朝的背叛，则恐怕不能一概而论。赵尔巽出任清史馆馆长，“志”在纂修清史，自不失其故国情怀。张勋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意在保存实力，以拥清逊帝复辟，走了一条“曲线救国”之路。周树模虽然认同民国，但仍不忘其“清室旧臣”身份，其反对袁世凯称帝，就因为顾念“旧君”情分。他说：“前清变民国，予等皆清室旧臣，民国无君，以人民为君，予等无二姓之嫌，皆可厕身作官。今袁氏称帝，予等事之，弃旧君而事叛臣，何以自解?”(94)这个解释，大概可以为既仕民国而又不忘忠清者提供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有一份名单值得注意，1917年张勋复辟时，其重要官职中旧督抚列名者如下：内阁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袁大化、张镇芳，大学士升允，协办大学士张人骏，顾问大臣岑春煊、赵尔巽、陈夔龙、胡建枢，各部尚书、侍郎：度支部尚书张镇芳、参谋部尚书王士珍、民政部尚书朱家宝、农工商部尚书李盛铎、农工商部左侍郎钱能训，各省督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江苏巡抚齐耀琳、山东巡抚张怀芝、甘肃巡抚张广建，盐务署督办张镇芳(兼)，督办税务大臣孙宝琦。(95)这里涉及旧督抚17人，包括上述所谓逊清遗老5人：袁大化、升允、张人骏、陈夔龙、胡建枢；民国政要5人：钱能训、齐耀琳、张怀芝、张广建、孙宝琦；仕隐之间者7人：张勋、王士珍、张镇芳、岑春煊、赵尔巽、朱家宝、李盛铎。虽然列名可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因张勋复辟历时短暂，各人对清廷是否真心效忠已无法验证，但这个名单是经过逊清皇帝宣统以谕旨形式颁布任命的，至少可以说是清廷自以为是的期许吧。据近人对“清遗民”的最新统计，涉及辛亥之际旧督抚14人，其中有上述所谓逊清遗老7人：升允、朱益溶、余诚格、沈瑜庆、袁大化、张人骏、陈夔龙，民国政要2人：孙宝琦、钱能训，仕隐之间者5人：朱家宝、周树模、张勋、陈昭常、赵尔巽。(96)可见，进入民国之后，前清督抚的身份确实不好认定，简单地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其实可能都不太合适。

　　以上力图证明辛亥鼎革之际，各省督抚效忠清王朝者还是占多数，而不是一般印象中的少数。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清王朝在武昌起义之后会迅速土崩瓦解?这是以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清王朝覆灭及民初政治走向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格局问题，自罗尔纲先生发表《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97)以后，学界大都信奉“内轻外重”说。其实，地方势力从咸同时期崛起，到庚子事变已经到达顶峰，东南互保是最显著的事例。如果仅就庚子事变以前40年立论，罗先生“内轻外重”说大致可以适应。至于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的权力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而嬗变成另外一种新格局。这个时期，清廷实施新政及预备立宪，有意调整收束地方权力，即所谓中央集权。至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中央收束地方权力，使地方督抚实际权力大为缩小；另—方面，清廷中央对地方缺乏实际控制力，其所谓中央集权只是有名无实。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98)

　　“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清末新政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就是中央集权。当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便明确标榜“大权统于朝廷”。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更是极力集权于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与清廷主观意旨相悖的是，并未能由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清廷内部，皇族亲贵之间矛盾重重，不仅是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和，其他诸如奕勖、载泽、载涛、载洵、毓朗、溥伦、善耆、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也不断地明争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99)恽毓鼎认为：“勖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混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100)事实上，当革命起来时，清廷根本无力应对。武昌起义后，清廷无法驾驭北洋军，不得不起用旧臣袁世凯。其时，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反而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袁世凯被起用后，很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攫取了清朝行政大权。庸弱的隆裕太后也不得不把清廷命运完全交付袁世凯，在召见袁世凯内阁时，她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101)在宗社党炸死良弼后，隆裕太后闻讯颇感绝望，禁不住当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102)这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其实，早在武昌起义之后约一个月，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观察：“清朝在各省的权力几乎已失去作用。”(103)清廷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如《清史稿》所论：“洎乎末造，亲贵用事，权削四旁，厚集中央，疆事遂致不支焉。”(104)

　　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如时论所谓：“自中央集权之说中于中央政界之心理，而督抚之权日削，而外省之力日瘠，迄于今几无一款之可筹、一事之能办，疆臣愤不能平，则相率托词乞退。呜呼，其流毒之巨有如是也。”(105)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督抚，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以资震慑。苟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而复靳兵权而不予，是不啻缚其手足而使临民上，欲求无事不可得也。疑其人而罢其督抚之任可也，任之而复疑之，缚其手足不可也。今各省会城之变，大抵皆坐此弊，则兵权集于中央之说误之也……今则各省陆军皆一律归部直接管辖矣，各该督抚均不能直接调遣矣，若不速为变计，乱未已也。”(106)恽毓鼎认为：“兵权一失，倒持刀柄以授人，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已。中央集权，其祸如此!泽为首恶，洵、涛、朗次之，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107)陈夔龙以自己切身经历说明疆臣失去兵权祸害极大，有谓：“余于宣统己酉腊月，履直督任，所辖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甚强，足以建威销萌。新党不便，怂恿京师权贵收归部中直辖，监国贸然允之。疆臣职司疆土，直隶尤屏蔽京师，一旦骤失兵柄，其何能淑。疏凡再上，以去就力争，卒未能收效果。”(108)像陈夔龙一样，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尽管可能有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这样，清王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其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成为左右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清末，张绍曾滦州兵谏立宪与段祺瑞电争共和，已启军人干政先河。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人电奏清廷，代表各军将士请愿改革政治，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年内即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甚至明确要求军人有参与解决现时规定之宪法、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之权。(109)军人通电干政，使清廷惶恐不安，随即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人评论道：“然以朝廷遽发信条，为军士所轻，卒启军人干政之举，后且合词请退位矣。”(110)“朝廷之所以号召天下震慑群庶者，威信而已。今朝廷失信之事已更仆难数，此诏一出，更示天下以弱。现任兵官尚可迫胁，何人不可迫胁乎?威严尽失，何以立国?乱事之起，靡有涯已。”(111)甚至有谓：“帝位虽存，大权业已下移。”(112)十二月初八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李纯、潘矩楹、王怀庆、张怀芝等50人，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并王公大臣，请代奏清廷，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强烈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113)其咄咄逼人之势，使清帝退位毫无回旋余地。有人认为，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其所以如此之速者，得力于段芝泉率前敌将士一电，请愿共和之最有力者也”。(114)时人把段祺瑞之电与彭家珍炸良弼之弹相提并论，以为“足以夺禁卫军之魄，而褫宗社党之魂，实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115)袁世凯正是依靠其北洋系军人的支持，而顺利地逼清帝退位，并攫取民国大总统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