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3)

　　黑龙江为东北极边之地，辛亥事起，“外有俄、蒙之煽逼，内有满、汉之猜疑，讹言四至，一日数惊”。巡抚周树模极力维持，“秩序如常，商民安堵”。(66)其维持之方，即仿照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奉办法，设立保安会，标榜保境安民，维护地方秩序。周树模以巡抚身份兼任会长。对于学界发起、得官绅商军界部分人士赞同的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告独立的主张，周树模坚决予以压制。同时，周树模还与东督赵尔巽联衔奏请添练巡防马队和兵备处亲兵，在省城加添巡警及设立侦探队，严密筹防，“以期消弭内患，保守治安”。(67)十二月十一日，周树模以“病势增剧，难任艰危”为由，奏请开缺，并请简员接任。十八日，清廷赏假三个月，并以民政使宋小濂署理黑龙江巡抚。二十四日，周树模交卸抚篆，拟入关就医。(68)这期间，黑龙江谘议局议长李品堂等致电内阁，极力挽留，谓：“周抚去，恐立乱。病既无碍，仍恳电知在任调养，以系人心。”(69)周树模去职，其时已在清帝退位前一天。

　　(六)清帝退位后去职

　　有四位督抚坚持到清帝退位之后去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驻奉天。武昌事变，奉天革命党人谋求响应。谘议局议长吴景濂与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人商议和平独立之法，所谓“革命办法，以和平为主旨”。因得知赵尔巽拟调巡防营进省，吴、蓝等人决定先期举义，宣布奉天独立。九月二十日，先于谘议局开筹备大会，不意蓝天蔚部属标统聂汝清、管带李际春坚决反对独立，认为“于独立外别想办法，尽有筹商余地”。于是议决将独立会改为保安会，举总督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与新军协统伍祥祯为副会长。二十一日，保安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宣布进行办法，并通电全国，又致电吉、黑两省分署与谘议局，请其即日成立保安会，协同进行。(70)保安会全称奉天保安公会，其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满、汉、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71)赵尔巽与驻奉新军不和，因此便以“奉省革党遍布，日有警报”为由，特调张作霖等部巡防营来省助防，“稍资镇慑”。(72)有人评论：“赵以保境安民为名，设保安会，自为会长，召张作霖入省，以旧军监新军，严惩乱党，地方幸得苟安。”(73)十一月，赵尔巽还组织东三省勤王之师，力图以武装达到“赞成君主立宪”之目的。“拟将所有军队除布置省防外，余皆联合成营，编成劲旅，定期南下，以期扫平南服，共保和平。”(74)清帝退位后，赵尔巽改任东三省都督。

　　吉林巡抚陈昭常基本上保持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相一致的步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赵尔巽与陈昭常当即密饬各属“随时严密侦防，免生事端，以顾大局，而弭隐患”。奉天保安公会成立后，赵尔巽立即致电陈昭常说明办法，并咨送章程，以便查照施行。十月初三日，陈昭常召集吉林各界人士集会，议定“永不宣布独立”，仿照奉天设立保安会，“用以辅助行政，保卫治安”。陈昭常任正会长，新军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民政司使韩国钧、谘议局议长庆康为副会长。陈昭常还把保安会与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相提并论，所谓“前贤典型，至可师资”。(75)清帝退位后，陈昭常改任吉林都督。

　　陕甘总督长庚驻甘肃兰州。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长庚派兵援陕，并电保前陕甘总督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师东进，为之筹划后路，接济饷械。长庚又以省城空虚，兵少恐不足恃，调巡防队进城，登陴固守，同时选将募兵，劝绅捐饷，“布置城防，寝食俱废”。如是勉强维持数月。“逊位旨颁，兵心解体。共和诏下，府君(长庚——引者注)阅电，恸哭几绝，知势不可为，乃将总督印信委之藩司南丰赵公惟熙以去。”(76)

　　新疆巡抚袁大化虽远在西北边疆，但仍然密切关注内地局势。武昌变起，袁大化电奏应变之策：“宜派近畿可靠军队，水陆南下。顺火车直抵汉口，先顾北路；乘轮船直入长江，分布要害。”清廷以为“所筹甚是”，因为这正与其所派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赴援之举相合。(77)与此同时，袁大化力谋加强新疆防务。十一月初九日，革命党人刘先俊联合协营、军警与会党，在省城迪化起义，攻击巡抚衙门。袁大化调拨新军围攻，旋即镇压。十九日，伊犁又发生起义。民军杀死将军志锐，推举前任将军广福为临时都督，宣布伊犁独立。袁大化致电广福，敦促取消独立都督名号，以期和平了局，未得广福响应。袁大化派新军协统王佩兰率军进攻伊犁，新疆遂成南北对峙局势。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电令改巡抚为都督，袁大化“以病体难支，电请解职”，终未就都督之任。(78)

　　由上可见，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都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有效忠清廷之心，虽然他们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有关。就独立省区而言，既有湖广总督瑞澂、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跑，也有闽浙总督松寿、江西巡抚冯汝骙自杀殉难，还有山西巡抚陆钟琦全家被杀。面对独立光复，虽然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垄、安徽巡抚朱家宝摇身一变为军政府都督，但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企图自杀而未遂，他们与贵州巡抚沈瑜庆、两广总督张鸣岐均拒不出任都督。两江总督张人骏坚守孤城，援绝城陷，出走上海，甚至获得清廷“情尚可原”的谅解。就未独立省区来说，如果不是各督抚尚存效忠之心，要维持这半壁江山几乎不太可能。直隶总督陈夔龙、山东巡抚孙宝琦、河南巡抚宝棻虽然托病去职，但却力保近畿三省没有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以独创性的“保安会”模式，基本上维持了清王朝“龙兴之地”的稳定。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则一直坚持到清帝退位，究竟是清朝的忠臣，还是民国的罪人?后人自可评说。(79)如果继续追索各督抚在进入民国之后出处进退之抉择，或许会有更加进一步的理解。

　　三、督抚在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出处进退

　　清末督抚如何在民国立身处世，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自古以来，改朝易代之际，到底做忠臣还是贰臣，是对前朝官僚的严峻考验。辛亥鼎革，中国从传统君主专制国家跃进到民主共和国，与前此各期单纯的改朝易代稍有不同。因为其时政治体制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尚寓含不可逆转的进步因素。那么，忠于前清的遗老，气节固然可嘉，但却不得不背负着抗拒进步的顽固保守恶谥；而热情拥抱民国的出仕者，或许可以获得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美名，但其人格气节均不无疑点。这就加重了督抚们抉择的压力，也为后人的历史评判增加了难度。

　　下面先将这个时期43位督抚在民国以后之出处分类列表统计。

　　表4显示，除了松寿、赵尔丰等6督抚在革命中自杀或被杀，有意或无意地向清王朝尽忠之外，进入民国的督抚就出处而论大致有三种类型：逊清遗老，民国政要，仕隐之间。就其对清王朝的忠诚而言，应该包括逊清遗老、已死者(吴禄贞当属例外)，另在仕隐之间者中取一半，则其比例大约在60％左右。这个比例之高清楚地说明，辛亥鼎革之际效忠清王朝的督抚当在多数而不是少数。具体而言，逊清遗老14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10人，起义后新任督抚仅4人，显然前者占大多数。民国政要11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仅3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8人，显然后者占大多数。这正与逊清遗老情形相反。仕隐之间的12人中，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有7人，起义后新任督抚有5人，两者大致相当。究其原因，如前关于督抚群体结构分析显示，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旗人与出身进士、举人高级学衔者相对较多，旗人出于族群认同关系，或殉难或为遗老，进士、举人出身者深受儒家传统忠君观念影响，也多为遗老；而武昌起义后新任督抚则有不少为袁世凯系的军人与政客，进入民国后自然追随袁世凯而决定其进止。

　　以下拟对各种类型的一些具体情况略做分析。

　　逊清遗老是指辛亥鼎革之后，不任民国官职，而仍忠于清朝的旧官僚。陈夔龙是一个典型，所谓“胜清之显宦，民国之遗老也”。(80)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企图诱劝陈夔龙趋向共和。陈不为所动，“始终惟知有国家，期不负三朝恩遇而已”。他甚至讥讽岑春煊赞成共和乃“臣节不终”。清帝逊位后，陈夔龙先在天津养病，随后寓居上海，筑花近楼，结逸社，“闭门却埽，万事不关”。1924年，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忆及遗老生活，感慨良多，有谓：“此十三年中，约计上至总统及阁员，外而督军、省长，非当年部曲，即旧日寅僚，从不愿以尺牍往还，借通情愫。一切目见耳闻，离奇怪异，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屑笔之记载，污我毫端。盖三纲五常之沦皲久矣。”(81)张人骏在困守南京之时，就曾表示：“我但过得去，决不过于激烈，至多被发入山，不与闻世事耳。”进入民国，张人骏隐居青岛，“一切世人不欲与见，一切世事不愿与闻”。(82)沈瑜庆流寓上海，“集故老纵饮联吟，荡激哀愤。遇孝定景皇后之丧，崇陵奉安，皆一再躬赴。”甚至“憨憨以吾皇典学为问”。去世后，遗疏上，清逊帝予谥敬裕。(83)旗人长庚、升允还参与了宗社党活动，去世后均获清逊帝封谥，长庚谥恭厚，升允谥文忠。(84)其他旗人旧督抚如宝棻、增韫等全都做了遗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因弃城逃跑而被清廷革职的瑞澂、余诚格也做了遗老，或许是自明心迹，亦未可知。

　　民国政要是指与清廷决裂，一直出任民国政府要职者。如袁世凯为民国总统；段祺瑞从内阁总长、国务总理，直至相当于总统的临时总执政；孙宝琦、钱能训官至国务总理；其他如段芝贵、张怀芝、张广建、张锡銮、齐耀琳、沈秉堃、宋小濂或为内阁总长，或为各省都督、督军。这些均是民国时期中央或地方政府炙手可热的人物，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