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与三先生议“封建”(4)

　　我表示，自己并不肯认马克思的全部观点，更不敢自命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认为马克思在“封建”问题上的阐述，是准确而深刻的。

《“封建”考论》书影

　　《“封建”考论》出版以后，我遭到措辞严厉的批评，获得三顶帽子：一是“反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中国民主革命”（中国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你说中国前近代不是封建社会，便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民主革命）。三是“否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成就”。会晤时，谷川先生笑问：“冯先生对这几顶帽子作何回应？”我笑答：

　　第一顶帽子是否恰当，那就得认定马克思的封建观是什么。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如果觉得麻烦，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这本小册子找来看，便会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前近代是封建社会，而是用“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概括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前近代制度。

　　马克思有两篇文章直接论及东方国家社会形态，一篇是为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而作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文称：“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但米海洛夫斯基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明确反对用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硬套其他区域的作法。

　　另一篇是《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的朋友、文化人类学家科瓦列夫斯基写了一部研究印度历史的书《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认定前近代印度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不同意这一论断，他指出，中古印度不同于西欧中世纪，“依据印度法典，统治权不得由诸子平分；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大量源泉便被堵塞了。”马克思的理由有二：首先，印度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系统，这是非封建的；此外，当时印度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也是非封建的。

　　对照马克思确认的封建标准，中国的前近代就更不是封建社会了。秦汉以后确立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政治，制度的非封建性超过印度。至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中国兴起于战国末期，秦汉以后加普遍，经济制度的非封建性也在印度之上。而马克思认为印度前近代不是封建社会，那么中国前近代就更加不是封建社会了。因此，在封建问题上，有些人糊制的“反马”帽子很容易扣到马克思本人头上。这可万万使不得。（众笑）

　　第二，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外“反帝”，这没有分歧；至于对内“反”什么，就要如实判定：中国民主革命不是反对封建性的领主经济，而是革除非封建的地主经济。在政治领域是不是反对封建性的贵族政治，而是革除非封建的君主专制，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反对君主专制及变相的君主专制。孙中山说过，封建贵族制中国两千前已经打破，我们的革命对象为非封建的专制帝制，他的名言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中国民主革命在经济、政治两方面，皆不能以“反封建”概括。因此“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帽子也戴不上吾头。（众笑）

　　第三，是不是否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成果。《“封建”考论》中以很大篇幅回顾近现代史学家的“封建论”，从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瞿同祖、张荫麟、李剑农等，一直到晚近的吴于廑、齐思和等，这些史学家或对封建制度有正面阐述，或对泛化封建论提出质疑，均言之凿凿。我们正是承袭近现代史学的这一传统，对沿袭前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史学偏误略加纠正。不知是何人在“否定中国现代史学成果”。（众笑）

　　笑谈后，牟发松教授介绍，谷川道雄先生曾在上海作《“非封建”的中国中世》讲座，论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问题。谷川先生接着发表许多精辟意见，概述如下。

　　（一）“封建”的名实之辨，涉及多层级论题，是一个需要细致用心的学术课目。而“封建”问题要置于历史分期的大视野中探讨。近代日本史学界曾从东西比较角度对历史分期作探究，内藤湖南等人对中国史分期颇有创识，但现在日本学者已极少讨论分期问题，这令人遗憾。谷川氏寄望中国史学界继续推进此一研究。我对谷川氏此议表示赞同，并认为，分期问题在社会形态定型了的现代日本，可能已经退出视野，但在转型间的现代中国，却有着深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谷川氏将中国秦汉以下排除在“封建社会”之外，而称之“专制政治社会”。他说，春秋战国以前属古代社会（或曰封建社会），秦汉以下属中世社会。中世社会分前后两段：中唐以前是古代社会（或曰封建社会）残存的中世社会，其间的农民有较多君主农奴性质；中唐以后已少有古代社会残存，其间的农民有较多君主隶奴性质。我补充道，秦汉以下的自耕农，已成为直接向朝廷纳税服役并有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与封建时代（中国先秦时、西欧中世纪、日本三幕府时）人身依附的农奴有区别，这是秦汉以下社会非封建的表现。

　　（三）谷川氏评介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分期论争：由前田直典及东京的历史学会为一方，认为从秦汉至明清乃至民国是“封建社会”；而发扬内藤史学的京都学派（代表者宫崎市定及其弟子谷川道雄）为另一方，认为秦汉至明清，中国确立为官僚制的、郡县制的君权一统帝国，并非封建社会，而为“专制政治社会”。

　　我介绍了与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交流，沟口氏认为：自秦汉帝国以来，一直采取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至少在政治体制上，不能将近代以前的中国称为封建时代。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把鸦片战争以前看作是长期的封建时代”“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偷换”。

　　晤谈中大家说到，现在学术界许多人已脱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但大的文宣语境和教科书仍然沿用中国前近代封建说，表明对时下中国史学的进步，还只能持谨慎乐观态度，有些问题还须阐明。

　　（一）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套用的是西欧历史模式（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这种模式不仅无法套用于印度、中国，连东欧的俄罗斯都不是这样的。俄罗斯前近代有一个漫长的农村公社制阶段，并未出现西欧中世纪时的封建制度。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是对西欧历史的概括，而且是粗糙概括，许多欧美学者并不认同。

　　（二）封建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的根本差别，可概括为：政治制度上是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之别；经济制度上是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之别。这些要点尚须深入研讨。

　　（三）中国周代“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内涵有相近处，但在时间上二者错位一千多年。这是东西方历史条件差异造成的。如果把西欧历史模式硬套到中国史上，便是“削足适履”（钱穆语），结果造成“语乱天下”（侯外庐语）。

　　本义上的封建，指贵族分权，中国秦汉后式微，君主集权愈益强势，至近古登峰造极，压抑近代性萌芽，故社会转型阻力巨大。西欧（日本类似）前近代封建分权（近古末期王权与分权贵族抗衡，须与市民联盟，有助于资本主义成长，大异于中国近古君权的历史作用）。中西（以及中日）近代化的明显差异，与前近代社会形态之别大有干系。（章太炎称，近古中国去封建远，欧日离封建近）可见辨析封建，是国史之枢要。若概念紊乱，史述即一笔糊塗帐。故侯外庐称，封建误读，导致“语乱天下”。

　　［以上皆世纪之交旧事，时过二三十年后，只能追记其概略，但大意不会走样。谨以此篇敬奉三先生在天之灵。2020年春末 新冠肺炎大疫 武汉封城之际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