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与三先生议“封建”(2)

　　李氏1989年秋辞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次年拙著《中华文化史》出版，我往外寄送的第一位便是李氏。以后几年间，在北京的学术会议上曾两三次见到李氏，他说，收阅《中华文化史》，特别称赞其中论封建一节“甚精当”。然见面匆匆，未及详述。后来我获悉，李氏在文章中多次论及“封建”问题。

　　李氏1993年10月发表《“封建”二字不可滥用》，指出中国学术必须保持“自性”，不可乱套外来模式，由此论及“封建”概念和历史分期问题：

　　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

　　李氏坦陈：“这个错误是我代人所犯下的”，显示了老辈学人的历史担当精神。他指出：

　　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所幸的是青年一代史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

　　1993年我已年过天命，慎之先生称之“青年一代史学家”，这是老辈寄语，我只能勉为认领了。（一笑）

　　近年我又读到李氏1998年撰写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文章在批评“封建”滥用后指出：“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在此以前的名家，如陈寅恪、冯友兰都是压根儿不用这个名词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不用这个词儿)。然而究其实际，则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因此名实不符，只能乱人视听。”愚见与李氏所议一致。惜乎1993年以后，我们没有交流机会，拙著《“封建”考论》2006年出版时，先生已辞世三载，只能献之于灵前。

　　二、与唐德刚先生议“封建”

　　与唐德刚先生相识，恰在前述1988年夏威夷大学交流之际。会议期间我与夏威夷大学成中英、纽约州立大学熊玠及唐德刚互动较多。唐氏时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他的学术贡献，最为人熟知的是口述史。唐氏擅长采访，又有一支生花妙笔，李宗仁、胡适、张国焘、张学良的口述传记出自他的手笔。我读过精采纷呈的《李宗仁回忆录》，对笔者十分心仪。因为神交已久，故与唐氏一见如故，俩人在会议休息期间交谈，晚饭后到海边散步，指天画地，渐渐集中到封建辨析问题。我陈述对“封建”滥用的反拨之议，唐氏连称“难得”，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大陆学者普遍持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认定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唐氏听罢我的陈述，立即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介绍他撰写的《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中的观点。唐氏的这篇文章是1987年在西安一个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我们1988年交谈时，该文尚未正式发表，我当时听来颇觉新颖。（该文1990年代后收入他的《史学与红学》等文集中）

唐德刚先生

　　唐氏说，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欧洲史家十七八世纪把这种管辖制度称之 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作“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唐氏讲到这里兴奋起来，提高声调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代名词。唐氏强调：“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词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唐氏这一评论基本符合实际，但有须加修正的地方。我插言：“大陆流行的泛化封建观，并非‘马克思史学’，实则与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相悖。”

　　唐氏闻言有些诧异，连问：“这是么意思？”我解释道：“泛化封建观是在苏俄及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初学唯物史观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偏失判断。”

　　唐氏可能没有读过马克思关于“封建”的论说，误以为那种泛化封建观出自马克思，我特别指出：“马克思认为，非欧国家只有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中国、印度等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皆非封建社会。中国一些熟悉马克思原著的史学家并不赞成秦汉—明清封建社会说。”唐氏听到介绍后，连连点头说：“可能是你讲的这种情况”，并连连拍我的肩膀，说：“看来你读了不少原著，所以不人云亦云。”唐氏的虚心态度和敏锐判断力令人钦佩。

　　1998年以后几年我在日本讲学，1999年5月初专程回国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逢唐先生，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不能把五四运动的题旨概括为“反封建”，而应称之“反君主专制”，如辛亥革命诸人从未“反封建”，而是“反帝制，争共和”。由此我们在会上会下继续讨论“封建”所涉诸题。住在同一宾馆的王元化先生也曾参与交谈，三人所见一致。 

　　在这次北大会议期间，爱知大学绪形康教授邀中国的王元化、冯天瑜，美国的周策纵、唐德刚，新加坡的王赓武座谈（座谈纪要载于爱知大学《中国21》1999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元化讲到，五四“反封建”一说应当重估，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不再是封建制了。绪形康接着说：

　　冯天瑜先生发表过《厘清概念——以“封建”与“形而上学”为例》，与王元化先生观点相近。看来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有一个重新厘定概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