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与三先生议“封建”(3)

　　这次北大重晤，我与唐德刚讨论封建问题较夏威夷那次深入。我把1988年以后十年间自已对“封建”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告诉唐氏，他深表赞许，并阐述己见。

　　唐氏指出：

　　中国社会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帝制、民治。帝制就是君主专制，民治就是进入民主制度的实践阶段。

　　唐氏这种划分与吾见相似。我补充道：封建的基旨是宗法，宗法封建制初现于殷商，西周得以完备。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发生从分权的封建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转变（史书称“废封建，立郡县”），但周代确立的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秦汉以后承袭下来，用严复的话来说，直到今天，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封建制解体，宗法制保留下来，周代是宗法封建，秦汉后是宗法君主集权制，这是中国史的一个特点。唐氏赞成此说。

　　我们还讨论到，中唐前后的中国社会形态，颇有差异。从秦汉到中唐以前，进入皇权专制社会，但封建性要素还多有遗留，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发生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博弈。

　　俩人有一共识：因为秦汉到明清时间跨度长，应作阶段性划分，这两千年间，各种典制、习俗、思想多有迁衍变化，秦至中唐为“皇权时代前期”，其地主经济、官僚政治粗具规模，却又保留领主经济、贵族政治的若干要素，某些时段(如两晋南北朝)封建制更有张大之势（可称“亚封建”）；中唐至明清为“皇权时代后期”，领主经济、贵族政治淡出社会舞台，地主经济、官僚政治成熟，专制君主集权迈向极峰，但封建性要素仍有遗存。

　　唐德刚先生的封建、帝制、民治的三段分期法，胜在简明。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历史三峡”。他说：

　　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三峡”，跨过这个转型期，就像江水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之后便一泄千里。他认为，第一个“历史三峡”，是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秦皇汉武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我续接道：从宗法封建向皇权社会的过渡，直至西汉的中期，也就是在汉武帝时，才算真正克服了贵族政治的遗留，当然其后还有反复。

　　唐氏说：

　　第二个“历史三峡”，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时间应该也是二三百年，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个转型期之中。民国以来一直没有彻底消除的出身论、阶级固化等社会现象，可以看作是宗法专制甚至是封建制的历史遗留物，彻底克服尚须时日。

　　我赞同唐氏此议，又补充道，第二个“历史三峡”，并非全是外力所致，内在动力也十分重要，而且愈到后来愈重要。

　　以上对谈是宾馆房间内和晚餐后在北大校园散步时进行的。我在笔记本有简要记载。

　　李慎之、唐德刚二位先生与我议“封建”，发生在80年代末，延及90年代初。三人原未谋面，事先彼此没有任何沟通，相逢一叙，即不谋而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三、与谷川道雄先生议“封建”

　　1998-2001年我应聘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专任教授；2004-2005年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作访问学者，这两个时段与沟口雄三、中島敏夫、加加美光行、梅原猛等日本学者切磋封建议题，更多次与谷川道雄先生深度研讨。

谷川道雄先生

　　谷川道雄被称之日本京都学派第三代“祭酒”，在中国六朝隋唐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我在爱知大学任教时，已经结识谷川氏，他在京都主持的学术会常邀我参加，他到名古屋这边也多来晤谈。2004-2005年我到京都“日文研”以后，见面就更方便了，经常一起畅谈。他持非常明确的中国秦汉后“非封建”观点，所撰《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等书多有阐发。当时我正撰写《“封建”考论》，曾持文稿向谷川先生请益，他极表赞赏，并以蝇头小楷写意见书数页。2006年《“封建”考论》出版，他收到赠书后第一时间即细致阅读，并用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记圈点，后来见面他专门翻给我看。

　　2008年我赴京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谷川先生邀我到他府上，同去的还有聂长顺和牟发松二君，长顺是我的学生，日语很好，时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发松是唐长孺先生及门弟子（唐先生与谷川先生友谊甚深，谷川书房悬挂的唯一条幅便是唐先生所书），与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同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时在京都访学。我们在谷川先生书房畅谈一整天（中餐由谷川夫人主厨），四人的议题是“封建”问题。后来聂长顺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题为《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发表于《史学月刊》。

　　谷川氏服膺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界一些学者（有的是谷川的老朋友）至今抱持“泛化封建论”表示非常不理解。他说，这些老友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则非也。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是斯大林教条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悖。他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而发展必须首先探究她的本来面目，找到她的基本理念、逻辑原点和逻辑结构。斯大林把“五种生产方式形态”模式化，是机械的、专断的，并不尊重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和根本原则，并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像冯先生的《“封建”考论》那样，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