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与三先生议“封建”

辛亥革命网 2020-04-17 13:49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口述 姚彬彬笔录 查看:

孙中山说过,封建贵族制中国两千前已经打破,我们的革命对象为非封建的专制帝制,他的名言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反对君主专制及变相的君主专制。孙中山说过,封建贵族制中国两千前已经打破,我们的革命对象为非封建的专制帝制,他的名言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冯天瑜先生 刘建林摄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旧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通用,未生异议。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中日两国用用“封建”一词翻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时间上中西并不对应,中国封建在殷周,西欧封建在中世纪,时差千余年),此新名的基本内涵仍然与“封建”原义相通。

  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郭沫若先生是此说的力推者,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称:“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还将“废封建、立郡县”的秦始皇称之“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这种说法,是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30年代还仅是一家之言,学界很少顺应。至延安整风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立为干部必读书和述史经典,中国的历史进程纳入该《简明教程》规定的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且在时段划分上也必须与西欧史对应。自1949年以降,正式颁发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宣系统皆沿袭此说。

  我们这一代及下代中国人,受教的是“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论,将商周归入奴隶社会,秦汉至明清是一以贯之的封建社会。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本人步入学术研究领域,不假思索地运用这种论式。转机发端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在撰写《明清文化史散论》及稍晚的《中华元典精神》之际,较系统地阅读《左传》《史记》《明史》《清史稿》以及柳宗元、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又从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等近代学者的讲论中得到启示,并于1980年代末读到刚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对“泛化封建观”渐生疑窦,不再将秦汉—明清封建时代说视为确论。这些思考,初步反映在1989年前后与何晓明、周积明二君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吾撰之上篇探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并专立一目《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云:

   中国古来即用的专词“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西方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古来的“封建”在概念上比较切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的,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标准,指由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份额,以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是这一制度的特征,农民和地主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成员,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社会矛盾。这里所使用的“封建”一词,已与“封建”的古义和西义均不搭界。

  该目提出,“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社会形态较确切的表述,应是‘宗法君主专制社会’”,其制度主体已不是“封建”的。1989年的此种看法,是我2005年前后撰写《“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基点。

  上述思路的整理及明晰化和渐趋深入,得益于与师友的切磋,特别值得纪念的是与三位年长我20岁左右的学界先哲——李慎之(1923-2003)、唐德刚(1920-2009)、谷川道雄(1925-2013)——的研讨。

  一、与李慎之先生议“封建”

  李慎之先生19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管外事工作,同时也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以博通中西著称。

李慎之先生

  1988年,李慎之副院长受上级命,组建一个小型人文学者代表团,赴美国与华裔人文学者建立联系。当时台湾当局刚刚“解严”,海峡两岸人员交流渠道尚未开通,大陆方面试图通过在美华裔学者(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哲学史家成中英、政治学者熊玠等,他们与台湾关系密切),搭建海峡两岸学术沟通桥梁。

  那个人文学者代表团由四人组成,中国社科院两位:《历史研究》主编庞朴、政治所所长严家其;院外两位:社会学家郑杭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化史学者冯天瑜(时为湖北大学教授)。我们四人到社科院汇合后,由李慎之交代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氏,即为其博学和率真所吸引。之后代表团一行到美国夏威夷,在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和夏威夷大学与美籍华裔学者晤谈甚欢,达到预期目的。回国后我们到社科院向李氏汇报,他很高兴,说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并把台湾学者汲纳进来。后来由于情势变化,李氏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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