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军出征时唐继尧的财力（1）(4)

杨仲子《杨赓笙在南洋为云南护国军筹饷》截图

　　杨仲子《杨赓笙在南洋为云南护国军筹饷》写道：“先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筹得巨款。他随即亲携款项送往云南。当先父即将抵达昆明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迎至昆明郊外，并在五华山光复楼设宴洗尘”【注：载于《护国文集》24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杨赓笙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杨赓笙创办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护国运动爆发后唐继尧向杨赓笙拍电报，请杨在南洋筹款，杨从大局出发，开始筹款，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杨在苏门答腊与荷兰殖民当局巧妙周旋和争论，终于筹集到巨款，运回云南。这笔巨款与李烈钧筹集的不是同一概念，具体金额是多少没有说。

　　在云南都督府获得大量资金的1月份，护国第一军、第二军和挺进军基本上都还在昆明。这时唐继尧手里至少已经有3笔资金：李烈钧从海外带来的钱交给唐继尧20万元、捐款陆续汇到云南的60余万元(不包含2月份汇来的生银12万元）、云南督署从稽核分所取用盐税45万元，这3笔钱加起来至少有125万元，还不包括云南督署去盐产地自行加征的盐税，不包括从中国银行云南分行强行取走的钱，不包括杨赓笙筹到的巨款，也不包括昆明本地新闻报纸三天两头报道的华侨捐款汇到云南的金额。

　　三、出征的三支护国军没有得到军费

　　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军部于1月16日从昆明出发，第一军有3个梯团，梯团长分别是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刘云峰梯团长于1915年12月25日从昆明出发，顾品珍梯团长于1916年1月28日从昆明出发。黄毓成率领挺进军1月28日从昆明出发，挺进军有两个纵队（团），纵队长是杨杰、叶成林。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2月21日从昆明出发，第二军有2个梯团，梯团长是张开儒、方声涛。

　　1916年1月份云南已经获得至少125万元的巨款，与民国元年“援川、援黔、援藏”数个月的全部军费相当。那么，唐继尧能否拨一点给即将出征的护国第一军、第二军、挺进军这三支军队呢？

　　唐继尧对于反袁是很不情愿的，常驻昆明的步兵是第一团和第七团，这两个的团长邓泰中和杨蓁，虽是唐的亲信，却是积极反袁的带兵官，邓泰中与唐继尧还有亲戚关系，真是肘腋之患，杀又杀不得，唐威胁不了他们，反而被他们威胁。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33页金汉鼎文章

　　金汉鼎《护国军入川与北军作战经过》叙述：“唐继尧眼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再敷衍将会发生于己最不利的严重后果,于是一方面表示反对帝制,以缓和愤激的人心,一方面把反对帝制最积极而又最亲信的邓泰中、杨蓁两团部队派去昭通,说是边境有匪,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肘腋之患,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再便宜不过的”【注：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33页】。

　　唐继尧把积极反袁的军官派出去，然后以不给军费的办法法作为扼制护国军出征的手段，谁要打仗谁去打，没有军费看你能蹦跳几天。

　　唐继尧从李烈钧那里赚了20万元，而对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却不发给军费，《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记载：“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黄毓成率领的挺进军也是自筹军费，黄毓成的大哥黄毓桂把家乡镇源县案板井的几个盐井卖掉，卖矿的钱供黄毓成作为挺进军的军费，黄毓桂还担任挺进军的军需处长，随军出发及时解决军需问题。

　　护国第一军有三个梯团，人数多，军费缺，唐继尧对第一军的军费也是“靳不给予”，只拨1万元给蔡锷作为军部开办费。这个数额真是少得可怜，还没有阿迷县知事张一鲲从小小的县衙门诉讼费等项目中卷款潜逃带走的多。

　　李梓畅在《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中记载道：“当在云南出发之时，兵饷有已欠三个月未发者，出发后每月仅给伙食，始终无发饷之说，又每人仅有弹夹服二套，外套毡被，一切无有，及至四川，一上前线，时逢下雨，所服之夹军衣皆为雨水淋湿。质言之，著了一身湿衣去拼死而已，然而毫无怨言，仍慷慨誓死，意态自若也。”【注：原载1917年1月《北京中华新报》纪念专刊，后转载于《昆明市志长编》卷八，第336页】。

　　所欠三个月的兵饷，有人说发给了，名义上是用三个月兵饷买鸦片烟带去四川可以卖钱，那么实际上怎样买鸦片烟呢？云南督署就有现成的鸦片，云南督署取出鸦片烟交给护国第一军，就算是供给三个月兵饷了。看来护国第一军开拔时，奏响的是一曲穷汉造反慷慨赴死的悲歌。

　　护国第一军虽然得到了鸦片烟，却没有现钱买米吃，饿着肚子出征讨袁行不行呢？在这穷困紧缺关头，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尽力筹措。高蕴华在回忆录中写道：“而蔡总部，由云南省政府仅领经费一万元，其他十一万，原系罗佩金卸民政长与李鸿祥时，由陆军偕行社，借款十万，用作开垦松花坝经费，因未著手，交解幼山设立银行或银号，名目不记（偕行社之款，即李、谢由四川筹得者），多一万为历年积累之利息。当战斗最激烈时，由贵州方面，接济过六万元和子弹二万余发，内有老曼利夏子弹万发，为何海清支队所急需。”【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3页。】如果罗佩金没有筹措到这11万元，那么唐继尧对护国军掣肘拖后腿的目的就达到了。幸得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从殖边银行提取民营股款10万元及历年利息1万元，相当于两个月薪饷，军队才得以开拔。

　　罗佩金毁家纾难的义举使唐继尧的釜底抽薪计谋变成泡影，从此埋下了6年后唐继尧指使部属普小洪虐死罗佩金的伏笔。

　　“拥护共和滇省首义军需浩繁无法维持经滇省都督与稽核分所往復会商订立条件自五年三月将收盐税全数除运署分所及所属机关经费外悉数拨归滇用”【龙陵, 朱旭, 云龙, 等纂.民国盐政史云南分史稿[M].民国19年.】。

　　“1916年8月至11月, 中央拨款十二万五千。之后中央再另每月筹拨六万元以四个月为期限到1917年3月为止”【注：王莹《清末民初云南盐税权制变化探析》，载于2010年2月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2卷 第1期】。

　　黄培林《云南盐税琐谈》继续写道：‘自5年（公元1916年）2月起，将滇盐税全数，除运署、分所及所属分支机关经费外，悉数拨归滇用（每月约12.5万元---18.5万元）’并声明：俟恢复和平，时局大定，再行斟酌核办……自民国4年（公元1915年）至20年（1931年）共拨留云南盐税3400多万元”【注：载于《盐业史研究》杂志1990年第四期】。

　　这些巨额的盐款，出征在外的三支护国军是无缘问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