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蒋介石笔下的孙中山（1917—1927）(2)

　　二、政见分歧

　　蒋介石对陈炯明的看法与孙中山存在明显分歧。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因此劝告蒋介石应“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孙中山希望陈炯明能成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表示要“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并望蒋能将此意代为转告。蒋则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认为国民党在粤军中的“基本部队不多”，“稍有错失，易致动摇”，“粤军将官性质复杂，程度不齐”，直接指挥起来困难很多，“感情弄恶，则基本尽坏，不可复问矣”。蒋甚至声称：“今日竞存对总理，如当作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后，欲据广东自治，不愿再出兵讨伐邻省，于是变更既定战略，置西江战略要地肇庆于不顾，反将粤军主力派遣至北江。蒋留书陈炯明指责其变更战略，并于11月6日毅然离职。11月下旬，当孙中山率部回粤组织军政府时，蒋寓居武岭家中，以“家事未了”“家慈病甚”为由，再三拒绝孙中山电催返沪的要求。蒋之消极避世与任性使气引起廖仲恺、戴季陶等党内诸友的不满，蒋不为所动，12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吾之性质，实与社会不能相容，非从事脱离，以谋自全不可，故决不赴粤，争此闲气也。”

　　1921年1月7日，孙中山再次电蒋称：“援桂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为了缓和此前赴粤问题引发的纷争，“不致有伤感情”，蒋让好友张静江出面代为回复，提出了同意赴粤的条件为：“一、以动员之日起程；二、须季陶同行；三、请速汇淡游、元冲之款；四、以个人私交，随从督战，勿居名义。”2月6日，蒋抵广州，参与制定粤军援桂作战计划，但未及一旬，便因军事进展缓慢，粤军内部“仲元（邓铿）避怨，竞公（陈炯明）争地”，使其“穷窘难过”而离粤赴港。

　　蒋之离粤，一方面因为不满孙中山在军事方面过分依赖陈炯明的武力。他在3月5日致孙中山长函中强调：“至论广州现状，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旦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即反对孙中山早选总统。蒋认为，孙主张早选总统的目的，主要出于外交方面对抗北京政府的考虑。蒋反对借重外交，认为：“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实，自有发展之余地也”。

　　蒋的这两项建议并未被孙所采纳。在孙中山看来，他与陈炯明之间的“意见不同，确无可讳”，但“决无公开破裂之理”，外界所传孙、陈不睦即将破裂的消息，都是反对党所散布的谣言，“其实予与陈炯明多年患难之交，其关系有欲离不能离”。关于选举总统问题，孙中山力主坚持，对外发表谈话称：“此次费无数力，始得回粤。如不举总统，西南无发展之望。我今次回粤，具破釜沉舟与粤共存亡之意”。4月5日，孙致电蒋介石等人称：“昨开大会，以外交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剋日北伐案。万端代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 18日，孙因军事紧急，再次催蒋速来粤。

　　蒋因与孙政见分歧，对赴粤一事十分消极，“以母病危不忍遽离，侍奉为辞”，一再推迟赴粤行期。5月9日，蒋因感“我在家中，母病反多不便”，于是“思泪起程”。然而，蒋抵粤不到两周，便因梦见“雪深数尺，一片白色”，以为母病凶兆，于26日离粤返乡。蒋母于6月14日病逝后，蒋不顾杨庶堪、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孙中山等人墨絰从戎、赴粤助战之苦劝，以“先母安葬期前，不敢以身许国”相复。延至9月初，蒋因不堪忍受“乡下事烦”，决定起程赴粤商议北伐事宜。此时，粤军已取得援桂战役胜利，孙中山开始筹备北伐，主张：“当于平桂之后，再做一番功夫，以统一中国”。蒋于9月10日抵达广州后，会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商议出师北伐出兵日期。17日，蒋获知陈炯明无意北伐后，痛心疾首，在日记中感叹：“本党之无人，可怜中师之苦心也”。蒋因北伐出兵无望，痛感陈炯明之辈粤人之“最无道义”“最下流者最难弄”，于10月1日再一次离开广州。

　　是年底，蒋在故乡安葬完母亲灵柩，解决困扰数年的家庭妻妾拖累后，决心要“一心致力革命”，再出辅佐孙中山。此时，陈炯明以“粤省自身欲完成自治”为由，公开反对出兵北伐。孙中山坚决表示，北伐“决不延滞”，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划北伐事宜。蒋于12月15日动身赴粤，至22日抵达广州，旅途中一直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历时半个月之久才脱稿。他在计划书中“苦索南北两军接触与会战地点，及最后胜利所属，都凡三千余言”。陈炯明为了阻止北伐，派人暗杀留守广州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为了防陈生变，蒋建议“北伐军宜留粤暂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孙中山则坚持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陈办理，以示感召。蒋因夹在孙、陈之间左右为难，故“极想摆脱一切，不入漩涡也”，于4月26日辞职离粤。

　　此后，蒋虽心系广东局势，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主张先巩固后方，再计前进，愤恨某等盘踞省城，逆命作乱也”，但始终没有同意赴粤应付危局。直至6月18日，获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脱险登上楚豫军舰的消息后，蒋方悔恨交加，在日记中痛感：“吾速返粤不滞迟，则此事或不至于如此也，吾亦有罪”。蒋于6月29日登上“永丰”舰陪同孙中山，共同经历一个多月的海上冒险，直至8月9日才随从孙中山离舰赴港。孙对蒋冒险前来永丰舰救驾之举铭感在心，在为蒋所撰《孙中山广州蒙难记》题写的序言中称赞道：“陈逆（炯明）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在永丰舰上（摄于1923年8月在陈炯明于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蒙难一周年）

　　三、以退为进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为总部参谋长，襄办部队整理改编事宜。蒋于22日抵福州后，不到一个月，因对东路讨贼军内部的派系争斗产生恶感，去意又起。11月19日，孙中山复电督责蒋须先完成讨贼重任，“万勿轻去，以致偾事”。21日，孙再次电蒋勖勉其坚守福州，称：“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在勖勉蒋坚守福州的同时，孙还以代其联系赴苏一事加以“诱掖”道：“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然根本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著也”。

　　蒋不顾孙中山的督责与诱掖，因不满总司令许崇智对第一军军长黄大伟部的改编办法，于11月24日携黄赴沪。翌年1月中旬，他又因不堪讨贼军内部倾轧，痛感“人心之恶，世道之劣”，愤而离职。这一时期，蒋之辞职性质较以往发生变化。此前，因地位卑微，他亦有自知之明，深知“现在地位只可以守为攻，不可以退为进”。因此，他在辞职后往往沉迷于金钱与女色之中，无所作为。然而，在经历陈炯明叛变的考验后，蒋因“护驾”有功，逐渐为孙中山所倚重。他在离职期间不再消极无为，而是积极献策，展现自己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的政治抱负。1923年1月26日，蒋自上海主动致函廖仲恺、孙中山为广东未来局势的发展出谋划策。蒋认为党义与政权二者之间关系不可同时兼得，“欲速得政权，先以政治方法统一中国，而求实行主义”；党与政府也应“暂分为二”，“组织政府不妨先用中国式政治家”，“不然，以今日中国局势仍固执从前之主张，则政府决无统一中国之望，吾党政府之所以屡屡失败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

　　为了取得政权不应拘泥于党义，可以通过延揽一批旧式政客来组织政权，蒋的这一政治理念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在个人出处问题也深谙以退为进之道，2月12日，他致函孙中山，表示要赴粤随侍，但需由孙出面向总司令许崇智解释：“本欲促介石来闽，兹因时局变迁，不得不携之赴粤，到粤后布置略妥，即当嘱其来军相助”，以免许崇智发生误会。次日，他又致电胡汉民、汪精卫、杨庶堪等，商请孙中山暂缓赴粤，要等滇军布置稳妥，能完全负责保卫之电到沪后再行决定，届时他将“准如遵命来粤效劳”。蒋缓期赴粤的目的实现了，3月16日，孙中山任命蒋为大本营参谋长。这样，蒋就由许崇智麾下改为直接隶属孙中山了。此时，陈炯明在东、西两路讨贼军的联合夹击下，被迫放弃广州，逃往惠州。孙中山于2月21日抵粤，成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3月17日，孙中山以“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电催蒋速来粤就职。蒋不顾孙中山的迭电急催，陪同前来劝驾的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故乡游览一番后，又前往上海小住，迟迟没有赴粤就任。蒋借孙急求赴粤襄助之机，提出同意赴粤的条件，一是政治方面首先整理财政，以廖仲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二是军事方面力促许崇智军剋期抵省，待各军集中后，在共同制定“作战方案”。4月8日，蒋自上海致函杨庶堪称：“财政如无把握，军事难定计划，廖任厅长、许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发表，俾弟到省后，即可着手进行，而鼓来者之气也。”蒋在要求获得满足后，于4月19日返抵广州，出任大本营参谋长。

　　蒋在辅佐孙中山统领全军过程中，与孙中山的交往日渐密集。4月30日，蒋在拟订东江作战计划时对中国军队素质非常忧虑，孙中山开导称：“中国军队不能望其遵照意旨，及守原则，攻守进退，唯听其自然，只要大局无碍，吾决前途希望甚佳也。”蒋闻后深感“此言非常心所能言，不胜钦佩！”5月15日，因不满滇军将领指摘命令之电，蒋拟回电驳斥，孙则建议认为“置之不理亦是办法”。蒋对孙的处事方法赞不绝口，谓：“此等度量、气魄、规模之宏大实为吾人所不及也。”20日，蒋又以孙中山“无权、无饷、军队跋扈、毫无纪律为忧”，认为“与其受辱，负责，于国无益，不如引咎辞职”，但孙中山表示反对，“元首之意适相反也”。6月14日，蒋陪同孙出巡，所到之地皆降雨充沛，蒋不禁感叹“是亦天意乎？”23日，蒋与孙谈时局，孙告知俄德近况；晚又与孙谈党事，“及至人才缺乏，不禁唏嘘太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