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蒋介石笔下的孙中山（1917—1927）

　　蒋介石于1906年经陈其美引介在日人宫崎滔家中拜会孙中山，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时，二人交往时间涵盖了蒋从20至39岁早期“生命史”中最为关键的“壮年时代”。与孙中山长达二十年的交往对蒋介石整个人生的形塑至关重要。1934年2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我是由幼年时家庭教育，父母所锻炼，青年时代日本军事教育所琢磨；壮年时代总理革命教育所陶冶而成也。”

　　蒋自弱冠之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直到不惑之年才被委以重任，中间经历二十年之久。蒋在追忆与孙中山交往的经历时写道：

　　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二十六岁就辛亥革命了，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并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从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正是总理了解我、砥砺我、培植我的德意。

　　蒋在以孙中山继承者的身份追忆往事时，带有建构自身革命正统地位的意味，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强调是孙中山在有意栽培、磨炼自己的意志。其实，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并非其日后所记述的那般始终信任如一，而是经历一番的碰撞与冲突。孙中山直到去世前对蒋的倚重依然有所保留，基本限定在军事领域。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蒋虽然出席，但因孙中山的劝告，未当选中央委员。孙中山逝世之后，蒋因两次东征战绩显赫，名声大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由此可见，蒋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获得是在孙死后而非生前。

　　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大陆与台湾学界对孙、蒋关系的研究各走极端，呈现“叛徒”与“信徒”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陆培勇（Pichon P.Y.Loh）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还原蒋早年的生活经历，揭示了蒋的个性特征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和海外珍稀档案资料的发现与利用，学界对蒋介石早年政治生活及其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逐渐摆脱非黑即白的极端化叙述。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对蒋介石笔下关于与孙中山交往的相关记载，从蒋介石个人生命成长史的视角，结合政治史的背景考察，试图通过还原蒋、孙关系在历史漩涡中跌宕起伏的演变经过，突破蒋介石在功成名就后对其革命正统性的自我形塑。

　　一、若即若离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的遇刺，对正值而立之年的蒋介石来说，可谓是影响其整个人生走向的关键事件。陈其美不仅是蒋的革命引路人，对自幼丧父的蒋介石来说，更是亦父亦兄般的人生导师。陈其美遇害后，蒋悲痛欲绝，深情怀念道：“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陈其美的遇刺虽令其在当时悲痛万分，但在蒋的事后认知中，却成为他日后革命事业的崭新起点。1929年8月，蒋在追溯其革命思想之缘起时称，陈遇刺之后，他以“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总理与诸同志日加器重”，“余之革命基础可说立于民国二年讨袁失败之后，而成于民国五年英士亡后，自立、自强之时也。”

　　其实，陈其美去世后，蒋虽然开始与孙中山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在长达七八年时间里，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状态。1917年11月成立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的重要收获。1918年1月，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作为孙的军事幕僚，于1918年3月15日到汕头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职。蒋对自己刚过而立之年便能就“上校参谋职”，内心踌躇满志，在日记中写道：“忍耐五年，用功五年，不过三十多岁，何事不可为，何事不可成。”

　　蒋在就任粤军作战科主任期间，展现了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良好军事素养，任职半年，便由负责参谋事务的作战科主任，升任独当一面的第二支队司令官。陈炯明曾以“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赞誉蒋的军事指挥能力。然而，1918年底永泰战役惨败使蒋在粤军中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蒋因战前未遵令停止进攻，在擅自攻占永泰后，又“过信停战之协定，以为敌无反攻之计”，致使永泰得而复失。永泰战役失败后，陈炯明虽然表示“非关吾兄处置之失当，军事作战之不力，盖有种种主因，非战之罪”，但蒋却感觉陈炯明对其有所疏远。1919年5月2日，蒋自沪销假回到漳州与陈交谈后，发现“彼之于我，其诚信远不如前矣”。 10日，他又在日记中记称：“自漳州至今，疏忽已有旬日，而上下交迫，内外受攻，神经之痛苦极矣。”

　　蒋因对上无法获得陈炯明的信任，对下苦于粤军内部地方本位主义的羁绊，于7月12日自鼓浪屿寄呈孙中山“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书”。蒋在粤军中的发展受挫后，开始考虑“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再定进退”。蒋之“游学欧美”的人生规划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孙因需蒋在国内助理军事，不许其远离。既不愿回粤寄人篱下，出国游历又遭“中师”否决，已过而立之年的蒋介石痛感“世界之大，竟无介石立足之地也”，陷入茫然不知所从的人生危机之中。

　　当蒋混迹上海对人生感到茫然，愁闷抑郁之际，孙中山正寓居上海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革命主张，坚定党人的革命信仰。《孙文学说》出版后，1919年9月1日，他曾致函革命党人于右任解释其在沪著书的目的，称：“吾党同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意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旁皇，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蒋虽读过《孙文学说》，但并未坚定其对“党义”信仰，他在日记中悲叹道：“若学未足，时未热，仍不免为党义所动入此旋涡，而不能脱离，是则学业将为主义所害，实我之大不幸，然而无可如何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耶？悲不自胜。”

　　失去人生方向的蒋介石，在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挣扎，他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在消极与积极间徘徊。见“中师”对自己不离不弃，“恳恳施教重复之状”，他内心感到“惭愧不已”，“恐不副其所望也”。他对孙在日本友人面前对自己“称许异甚”，“垂爱之状，不可言喻”，更感“自愧殊无以当中师之赞也”。蒋在对孙“师事弥笃”的同时，对孙命其入闽筹划辅佐军事却始终视为畏途。1920年4月8日，他在孙中山、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等多方催促下，勉强同意赴闽一行。但他于11日抵漳州，仅停留几天，便有如坐针毡之感，于16日便不辞先行。5月间，孙中山又借探病之机，劝蒋身体痊愈后，和自己一同赴漳指挥粤军回粤作战。孙之所请让蒋颇感为难，“应命则不堪为怀，逆命则情实难却，为之奈何！”6月中旬，蒋得知孙“已无意赴闽，而命我独往”，内心更加不情愿，表示：“余决计不赴闽，为人作嫁衣裳，以作恋栈之马”。

　　蒋以身体不适为由拖延三周后，才在孙的一再催促下于7月8日离沪赴闽。陈炯明当时旨在保全实力，借机向孙要求饷械接济，实际并无回粤之志。蒋见“粤军作战无望”，于8月5日奉孙中山电召回沪报告粤军军情。粤军得到桂军动员进犯福建的报告后，于8月12日下令回师广东。粤军回粤战事进展顺利，接连攻克大浦、黄冈、饶平、潮州、汕头等地。蒋此时并未因战事进展顺利而欢欣鼓舞，其情绪完全为家庭不睦、投资失利所笼罩，为自己退隐之后设计“安居美宅”而“累夜焦思”。对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人一再劝说其赴粤参加讨桂战事，蒋开始坚决不允，后“以过固执恐伤感情”，于是答应有条件赴粤。

　　因蒋执意反对赴粤，孙中山只好让步。9月22日电召蒋赴上海商议出处，让其在俄国、四川、广东三地任选其一。蒋权衡认为：“去粤则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去蜀则是我所愿，惟去俄以同行者非知交，暂不能行”。蒋本打算去四川，但因廖仲恺坚决主张其赴粤，加之受朱执信在虎门遇难所激励，于10月5日，抵达汕头，参加讨桂之役。蒋率领第二军从老隆出发，攻克河源、惠州，顺利攻占广州。此时，蒋在孙的心目中已成为继朱执信之后最为信任的军事人才。10月29日，孙在致蒋信中称：“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孙在称赞蒋“知兵”之长的同时，也指出其性格方面之短，“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希望他能站在“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的立场上，牺牲个人成见，与陈炯明精诚合作，认为只要粤陈能在“主义、政策与我一致”“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其在言论方面是否违背自己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