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蒋介石笔下的孙中山（1917—1927）(3)

　　虽有像中山先生这样愈挫愈奋的革命元首在身边督责不断，蒋因与总司令许崇智关系恶化，有感于“内部水火，君子道消，虽有贤主，不能挽此劫运，党败国亡皆在于此也”，于7月12日向孙辞行。次日，他在致好友杨庶堪的信函中宣泄对粤局的不满称：“倘再不离粤，则昔日之同志尽为我所侮辱，于公既无所补益，于私则个人之情感几将断绝”。关于个人行止问题，他在函中以略带要挟的口吻表示：“今与兄等约言，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以退为进的做法再次奏效，8月5日，蒋奉孙中山之名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1950年代蒋在撰写《苏俄在中国》时，受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将1923年的赴俄考察视为其反苏反共政策的起点。这一日后被蒋建构为反共反俄政策的起点的赴苏访问，对当时急欲摆脱广东内部困局的蒋介石来说，可以说是难得的人生机遇。他自1919年“游学欧美”的计划因孙中山的反对而被迫放弃后，便开始自学俄语，阅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受俄国革命成功的影响，他还萌生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憧憬五年之久游苏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之际，蒋在为自己走后孙中山周围缺少人才而感到悲伤的同时，更为自己“前程发轫有望”而感到欣喜，认为“较之赴粤得益多矣”。

　　蒋对苏联的观感既不像憧憬得那样美好，也不像后来回忆时那样负面。他在对苏联红军的军队组织和武器装备赞叹不已的同时，也对苏联外交人员的“无礼怠慢”嫌恶至极，几乎生气回国。蒋对苏联方面无法真正释怀的是其支持蒙古独立。因不满苏联支持蒙古独立，蒋对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他甚至由此断定第三国际必将失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待该党不正之举也”。

　　1923年下半年，广东政局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军事方面，孙中山亲自督师对陈炯明退守的惠州城发动攻击；党务方面，孙主要依靠鲍罗廷的帮助着手改组国民党。蒋虽为摆脱内部牵制而赴苏远游，但对广州局势始终密切关注，对自己未能“始终侍侧，辅翼代劳”，致使“中师”陷入险境而深感自责。除了牵挂孙中山的安危之外，蒋对广东内部政局的变动忧虑不已。回国前夕，当他从友人来函中获知许崇智欲谋广东省长，极力排挤胡汉民和廖仲恺的消息后，又萌生了“厌倦与消极”之心，在日记中感慨道：“人心之叵测，吾中师诚为人终身作嫁而无益于党与国也。”

　　出于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前景的忧虑和广东内部许崇智独掌大权的不满，蒋在游苏归国之际对个人出处的问题进退不定。12月15日，蒋回到上海后，没有立即赴粤报告赴苏考察结果，而是借口返乡祭扫母墓，等待赴粤时机。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也先后电蒋，表示鲍罗廷急欲见蒋商议国民党改组事宜，认为“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劝蒋“不可因小失大”。孙中山亦电催赴粤报告赴俄经过，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924年1月16日，蒋从上海回到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确立的联俄容共政策，对国民党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据鲍罗廷的观察，当时国民党的状况，“甚至最优秀的一些国民党人思想上也很混乱；一些人希望弄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准备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虔诚地工作；一些人企图攫取党内的肥缺，他们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利益留在党内，只是因为已同孙共事20年。所有这一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表现。”鲍罗廷对蒋的主要印象，主要来自当时共产党人瞿秋白和国民党人廖仲恺的看法，认为：蒋“是个普通军人，没有任何政治知识”，他对苏联“很同情，并满怀激情”，认为“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鲍罗廷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国民党改组前后的新旧过渡时期，蒋介石在党人心目中还只是普通军事将领，在国民党内政治声望有限。或因如此，时年38岁的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仅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对自视甚高的蒋介石来说应该是不小的人生打击。直至20多年过后，蒋在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亲手将儿子蒋经国的名字从中委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时，他才领悟到孙中山当年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良苦用心，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将经国不列入名单之内，以偿其志愿。彼必不愿列入也，而愿提其母为候选人也。因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理之不将余列入者，知其故也。”

　　然而，蒋在当年难掩内心的失意情绪，通过辞职的方式发泄内心的不满。1924年3月2日，他致函孙中山解释辞职的原因时，抱怨孙对自己缺乏信任称：“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是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地，必能维持现状，恢复旧疆，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元首受惊不知下落之奇闻”，“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四、总理“信徒”

　　蒋、孙之间虽然经历了认同危机与政见分歧，蒋虽屡屡通过辞职方式发泄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但是，他对“中师”的个人忠诚从未有过动摇。蒋本欲借旅苏之机，继续游历海外，但当他得知石龙失守、孙中山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反省自责认为：“此皆中正不能坚持忍耐、始终侍奉之罪”。他于是决心回国，朝夕侍从孙中山左右，以图报万一。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蒋对孙的这种“忠诚”更多是基于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仰，并非出自对其革命理论的信仰。孙中山自护法运动失败后，自1918年6月至1920年12月定居上海，专心著述，完成系统阐述其革命理论的两部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蒋对孙中山著作的阅读有限，据其日记所载，于1919年7月27日开始阅读《孙文学说》，至29日两天便读完了，似乎印象不深，没有留下任何感想文字。

　　对性格暴躁、格局褊狭的蒋介石来说，“中师”宽容大度、中正和平的人格魅力令他心驰神往。早在1921年初，蒋因任性使气，坚不赴粤，与好友戴季陶发生争执时，曾坦承自己“处世之病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戴则劝蒋应学习孙中山“中正和平”之伟大人格，谓：“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识见之优长，皆不过为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 5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英士、竞存）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直到1936年，蒋还在为自己气度不宏、举止局促所苦，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容止言辞皆不能宽裕大方如总理也。勉之！”

　　由于蒋早年追随孙中山主要是基于个人情感方面的感召，因此蒋对孙的忠诚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忠臣报君色彩。1923年底，蒋在访苏期间，因加入共产党问题，以有须请命孙中山相复，被当时“留俄同志”讥讽为“忠臣多而同志少”。这一当时令蒋感到“阅之甚骇”的讥评恶语，却成为他日后求之不得的一种人生境界。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起后，面对内忧外患交相逼迫，感慨手下无人能为其排忧解难，1932年6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余对总理之精神者，至今不可再得，此吾党之所以失败也。”

　　蒋介石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在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之后的事情。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成为蒋介石个人生命史中的分水岭。此后，他摆脱了任性狂妄的“童年”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愿意奉献终身的人生舞台，开始步入任劳任怨、勇于承担的“中年”时期。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训练黄埔新军过程中，蒋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总理这十几年来所讲的话，都是精切平实，句句可以应用的，他是以心理、统计、社会伦理、哲学逻辑、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学问为根据，再拿中国的风俗习惯、历史法度以及各种的情形为中心，而参考各种的科学，斟酌损益，方能得到这切实的三民主义。我们大家的思想行动，如果都能以他的主义为中心，不但是于本党于国家有益，而且于我们自己的学问，可以少用几十年的研究工夫，就同多长命几十年的一样。”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以苏联红军为蓝本，训练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队的“党军”，使军队成为实行三民主义、实现党的目标的武装力量。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乘“永丰”舰启程北上之际，专程视察黄埔军校，并在蒋陪同下检阅第一期毕业生军事演习。他对黄埔军校学生寄予无限厚望，盛赞称：“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中山先生临别之言不幸一语成谶。孙中山逝世后，蒋在公祭文中表达继承总理遗志的坚定信念，谓：“朝闻道，夕死何憾，主义不行，责任未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今惟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而已。”

　　长期以来，受历史后见之明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指责蒋违背总理遗教，背叛革命，而忽略了蒋之所以“违教”背后心态的纠结与变化。在孙中山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蒋一度谨守总理遗教，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1925年底，黄埔军校内部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间内讧愈演愈烈。12月5日，蒋在为军校第三期同学录撰写序言中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并大声疾呼：“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12月25日，蒋又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同志书，公开批判所谓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分共”政治主张，坚决捍卫总理“联俄”“容共”政策，谓：“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载，成绩具在”，“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于侮我，皆因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也”。

　　孙中山逝世周年之际，蒋因与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和汪精卫矛盾激化，于1926年3月20日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中山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多人，还派兵监视苏联顾问寓所，收缴卫队士兵的枪械。中山舰事件之后，蒋并未改变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根本原则，只是在方法层面加强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的限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共产党为今日革命势力之一部，本党应遵照总理意旨，以后仍当予之合作，惟现在党内纠纷必须解决者，即为纪律问题与分子问题是也。”7月24日，他在回复好友张继的信中明确解释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

　　为了确保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蒋提议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并提出《整理党务案》。蒋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初衷，固然有限制中共的一面，但也是“合作的一种办法，与其说是限制共产党员，无宁说是督促一般老党员觉悟为当”。蒋之所言并非巧言辩护。根据王奇生教授的研究，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中共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

　　蒋对于清退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实际颇感无奈，他在为退出军队的共产党员专门开设的高级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训话时称：“这里CP同志很多，要知道这次CP是并没有损失的，而是国民党的损失，是革命的损失，更是黄埔军校的损失。CP党员非但没有损失，而且有很大的益处，CP非但没有退步，而且是有进步的。更要知道你们只有一个人的损失，而我校长却有几百倍的损失，我的痛苦，于此可知了。”然而，与共产党加入后所增进的革命力量相比，蒋更看中的是革命指挥权的绝对集中与统一。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在大处注意，要懂得一个革命中心，如大处不注意，而专注意小处，仅说亲爱、团结等的口头话，仍归无用”，“我们又要知道国民党员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而取消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中国现时正切需这样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作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

　　蒋之所以主张限共，反对西山会议派公开“分共”，有争取苏联援助、确保北伐顺利出师的现实利益考虑，但他内心更为忧虑的是，不愿背负“违教分裂”的罪名。蒋在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协定时，曾解释称：“对共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蒋限制共产党的种种措施不仅令鲍罗廷持有异议，也让参会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感到“惊惶”。鉴于此，5月22日，他在大会闭幕式的致词中进一步说明道：“此次整理党务案，在局外人看来，有许多与先总理在日主张不同的地方，不过时代的事实逼到我们的头上，使我们不能不提出此案”。蒋表示，“总理如果尚在，到了今日，亦只有这个办法”。

　　国民党在中央政治层面消极限制中共的办法，未能阻挡中共在基层组织和宣传方面的壮大与发展。随着北伐战事的推进，“前方胜仗愈大，武昌距离愈近”，蒋内心之忧患“与之俱深”。为了遏制蒋之军权膨胀，鲍罗廷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发动迎汪复职运动，并于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临时联席会议，取代国民党最高机关政治委员会的权力。蒋也毫不退让，于12月30日宣布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才是国民党的最高机构。蒋与鲍罗廷关系由此破裂。1927年2月17日，汉口临时联席会议制订《反革命罪条例》，直指蒋为“反革命”之意呼之欲出。至此，蒋与共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由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之争激化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在这种情形下，蒋虽明知“违教”亦只能在所不顾了。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作者：罗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