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4)

　　不过，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曾经在西南实力派中反映冷淡，经李烈钧、伍廷芳、唐绍仪、莫荣新等人从中疏通，很快在西南实力派中取得一致意见。4月10日，唐继尧致西南各省密电说：“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置六部，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耀曾或王宠惠长司法。”对如何位置孙中山，则称：“总理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48]唐继尧最无顾忌、最露骨的表达了改组军政府的目的，就是排挤孙中山。政学系议员在桂系的支持下，为使改组军政府案在国会非常会议能顺利通过，竭力争取拉拢议员。期间，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对改组军政府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未能遏制。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在桂系派出的大队军警监视下，强行通过改组军政府议案，决定改军政府的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尔后，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林葆怿和孙中山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孙中山由军政府大元帅变成了七总裁之一。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于6月26日返回上海，闭门著述。

　　军政府改组后，当选的七位总裁除孙中山、唐绍仪（时在日本）外，相继欣然通电就职，并召开政务会议。按照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军政府之职权，由政务总裁组织政务会议执行之”。因此，孙中山离开广州，不只是面子问题，而是放弃了出席决定军政府大政方针的政务会议，放弃了发言、表决及各种权利，等于放弃了护法领导权，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对此，伍廷芳曾致书孙中山，劝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去职，致使护法运动夭折：“军府改组，只限内部之条文，其名义仍旧，则精神犹存，继往开来，正吾人所宜急于从事者也。世局转变至此，在廷芳等其能无介于怀，惟求尽能如吾意以行，为天下必无之事。于危亡之际，可以收拾几分，便即已尽了几分之责任。可为者人，不可为者天。若乃事稍与吾意左，而遽掉头不顾，不但前功尽弃，后事愈不可收拾矣。”[49]况且，总裁制军政府各部部长、次长分别由桂系、滇系、海军和包括政学系、中华革命党在内的国民党各派担任，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孙中山可以团结真正的护法派，监督和制约以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利用军政府作为与北洋政府谈判的砝码。还有，改组后的军政府，依然打着护法的旗帜，反对北方成立的安福国会，不承认它选出的总统，所以应当继续表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50]

　　而当时拥护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力量如广东的陈炯明、陕西的于右任、湖南的程潜等队伍，也需要孙中山来维系、团结他们，保持一些革命武装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事实上，政务会议主席总裁一席，就是在孙中山缺席的情况下，推岑春煊出任，而中华革命党人原本属意伍廷芳担任。后来，在非常国会等多方面函电再三敦促下，吴玉章以及居正、焦易堂还专门从广东去上海劝说孙中山就职，孙中山这才在7月接受总裁当选证书，于9月中旬派徐谦为全权代表，参加政务会议。徐谦代表孙中山至粤后，利用在军政府的合法地位，尽力保护和扩充中华革命党的势力。总之，假若孙中山留在广州行使总裁职务，团结真正的护法力量，虽然最终不可能挽回护法失败的结局，但至少可以保持一些革命势力，监督和制约桂、滇军阀控制的军政府以法统和国会作为与北洋政府谈判的筹码。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不依据人们的想象而只依照自身的规律而变化、而发展。

　　[1]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6页。

　　[2]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0页。

　　[3]《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02页。

　　[4] 《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第201页。

　　[5]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页。

　　[6] 同前，第104页。

　　[7]《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 :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版，第482页。

　　[8]《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4页。

　　[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9页，。

　　[10]《徐之琛致唐继尧电》，1917年7月19日，云南档案106—3—763。

　　[11]《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30—31页。

　　[12]《云南档案史料》第3期，第30页。

　　[13] 同前，第24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页。

　　[15]《近代史资料》总12号，第135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0—111页。

　　[17] 徐辉琪编：《李烈钧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18] 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9辑，台北，1969年，第417页。

　　[19] 《云南档案史料》第2期，第24页。

　　[20] 《西南形势之发皇》，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24日。

　　[21]《粤督军之真主张》，《中华新报》，1917年9月17日。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411页。

　　[23]《南方中枢形势面面观》，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3日。

　　[24]《护法运动》，第414页。

　　[25]《程璧光殉国记》，出版地不详，第10—11页，广州19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