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2)

　　国民党稳健派在如何建立护法政权这个问题上与桂系主张一致，即仿效护国战争，成立军务院，由各方实力派参加，建立合议制的护法政权，推陆荣廷为盟主，不赞同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军务院是上年西南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恢复约法和被解散的国会，遥尊黎元洪为总统而成立的机构。国民党稳健派、桂系主张成立军务院的真实意图，就是以西南实力派为主，支持黎元洪复位，以与北洋军阀相抗衡。早在6月上旬，李烈钧应广东督军陈炳琨、省长朱庆澜电邀，自上海到广州磋商讨贼计划，已决定联合滇、黔、川、桂、粤、湘六省，兴师讨逆，“公推陆巡阅使（陆荣廷时任两广巡阅使）主持大计”。[17]随后，陆荣廷电邀在上海的岑春煊、唐绍仪等国民党稳健派领袖来广州，“组织军务院，以树征讨之旗”。岑春煊即欲乘海容舰南下，孙中山知道后，担心岑先到广州，影响自己的护法计划，设法阻滞，岑南下与桂系组织军务院的计划受挫。孙中山等人进入广州，筹备召开国会和建立护法军政府，陈炳焜和谭浩明却于7月30日会衔致电湘、滇、黔三省，宣称两广秉承陆荣廷意见，将黎元洪复任总统作为首要问题，在此问题未解决前，“他事均缓置议”。

　　8月间，陆荣廷向前来南宁敦促他赴粤的议员说：“对于大局，力主黄陂复位为合法，另举总统所不赞同。对于在粤组织政府，主由西南各省派全权代表，立一会议机关。以后进行各事，均由此机关发动。”[18]③明白表示反对孙中山等人在北洋政府之外另行成立政府。国民党稳健派担心孙中山称“临时大总统”，会影响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章太炎力劝孙中山改称“摄大元帅”；谭人凤也移书，“劝孙公勿自尊”；众议院议长、益友社首领吴景濂等国民党稳健派议员，则提出由议员合组政务委员会。国民党稳健派和桂系尽力筹办合议制的护法政权。期间，据日本驻昆明领事的情报说，经陆荣廷赞成，将成立大元帅府，由唐继尧、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程璧光五人任元帅，并推举唐继尧为领袖元帅。[19]也有消息说：孙中山邀程璧光、李烈钧等会商，“均赞成于本月内先组军务院”，“至军务院领袖，仍请陆使担任”。并已将拟议办法电告陆荣廷。[20]还有消息说：民党与桂系“拟举岑云阶为领袖，唐继尧副之，并举陆荣廷为陆军元帅，程璧光为海军元帅”。

　　陆荣廷、陈炳焜建立以桂滇军阀为首的合议制的护法政权胸有成竹，决定“无论成立政府或成立军务院，均听候国会开会议决后乃进行。”[21]⑥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抵达广州后，为了取得桂系的支持，表面上迎合桂系及国民党稳健派实行合议制的方案；另一方面却与驻粤滇军第三师秘书长崔文藻秘密磋商护法政权的“组织及官制之规划、进行之手续”。据崔文藻致唐继尧密电说：双方定议先在广州组织海陆军统帅府，设正统帅一人；陆军统帅二人，由唐继尧和陆荣廷担任；海军统帅一人，由程璧光担任。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正统帅由谁担任，但肯定非孙中山莫属。俟统帅府成立后，即由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及副总统，以孙中山为正，唐继尧为副。崔文藻并向唐继尧说明，双方本来决定统帅府只设正副统帅各一人，由孙中山和唐继尧分别任之，但为了能够在桂系的地盘上立足发展和借助桂系的军事力量，不得已增设副统帅一员，以饵陆荣廷。“此种办法纯为敷衍干老而设。”[22]其实孙中山等人预定唐继尧担任统帅和副总统，也是在敷衍唐，因唐远在云南，关山迢递，岂不等于虚设。中华革命党人建立由孙中山执政的元首制护法政府的意图，进一步明朗化。

　　国会非常会议在粤开幕后，在8月2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主张组织政府和主张组织军政府的议员争执不下，经投票表决，票数相等，反映了参加护法的各派势力在组建护法政权问题上的尖锐斗争。是日会议无结果。旋经汪精卫等人从中疏通转圜，提出在“政府”前加一“军”字较为妥当。孙中山对此表示同意，陆荣廷的代表崔湘奇亦赞成。[23]于是议员们相互妥协，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接着，由孙中山提名经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各部总长人选：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由孙中山独裁制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始正式成立。 由上可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稳健派和西南实力派在组建什么样的护法政权这个关键

　　问题上，各有打算，目标不一致，已暴露了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护法政权之不稳固；而军政府选举的结果，树立起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独裁地位，陆荣廷、唐继尧却成为军政府中的配角，这是企望称霸西南的桂滇军阀所不甘心也决不能容忍的，因而从军政府一成立就决定了日后被改组的命运。

　　三

　　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制军政府的成立，激化了中华革命党人与西南实力派特别是和桂滇系当局的矛盾，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对军政府进行压制和破坏，逼其自生自灭。这样，护法军政府成立伊始便表现出重重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混乱，加速了改组的进程。

　　首先，桂系借《临时约法》，追究军政府成立之不合法。陈炳焜在非常国会选举大元帅的当日，即发出通电，声明：“凡此举动，无论是否合法”，“无论发生何种问题，炳焜盖不负责”。[24]9月4日，陆荣廷和谭浩明致电非常国会，公开表示，应该由黎元洪复职，重组北洋政府，而不是由孙中山出任军政府大元帅。电文称：“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义，易淆视听。”[25]随后，陈炳焜对广东报界发表谈话说：“粤之自主，以护法为宗旨，其合中华民国约法者则承认之，其违反约法者则抗拒之。”[26]“南方日以护法为揭橥，今于约法之外，而另有组织军政府大纲；于总统存在之时，而另行选举元帅，稍有常识者，均知其不尽适法。”[27]他在对某外国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余元年来主张拥护共和和维持约法之人，对于段内阁之非法成立，在理与势余固不能不反对也。然对于此间非常国会之举动，亦不能妄表赞成。”桂系的用心虽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元帅制的军政府，但征诸孙中山在民国元年主持制定并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条文，组织大元帅制的军政府确实有悖约法条文。《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破坏约法所举出的旗号既是“护法”，那么就表示遵照约法，承认黎元洪继续任总统，全国海陆军应由黎统帅，海陆军大元帅也只由黎可以担任。因此，就约法条文而论，成立大元帅制的军政府违反了约法条文。曾以代理国务总理资格坚决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的伍廷芳，就因对组织孙中山任大元帅制军政府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一度持保留意见，虽列名军政府，而未立即到职。但是，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护法，是要打倒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假共和，依照《临时约法》恢复真共和，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真正实现约法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把约法和国会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政治斗争工具，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约法条文的制约，陷于矛盾之中。桂系军阀因而钻约法的空子，反对军政府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当选军政府大元帅后，还电邀黎元洪南下组织政府。

　　其次，被选举为军政府元帅之陆荣廷、唐继尧拒绝就职，军政府在组织上成了空头政府。陆荣廷在军政府大元帅选举结果公布次日，致电非常国会不就元帅职。不仅如此，他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由谭浩明等倡议成立湘、桂、粤三省大都督府，推陆荣廷为大都督，总辖军民各政；岑春煊、伍廷芳、唐绍仪分任政务、外交、财政委员长，另立政权与军政府对抗。只是因湖南战局不利，此议始搁浅。唐继尧收到非常国会敦促他就元帅职电报后回电说：“念国方多故，人欲横流，万不欲标举过高，愈破君子上人之戒，致以后国事转蒙不良之影响”，“谨以至诚，奉辞元帅名义。”[28]同时致电孙中山说：“元帅一职，虽承国会推举，自维才望无似，不欲冒君子上人之戒；又惧蒙世俗权利之嫌，故已历诚奉辞。”[29]唐向以再造共和自居，这是他以虚伪的言辞掩盖其不肯屈居于孙中山之后。他对李宗黄说：“孙中山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让我们两个人分庭抗礼则可，要我当孙中山的部下，那办不到。”[30]但唐继尧又想凭借军政府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准备把军政府作为与北洋政府进行政治交易的砝码，因此密电派往广州的情报联络人徐之琛：“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指唐任元帅一职），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分歧，反授人以隙也。”[31]孙中山为了使陆荣廷、唐继尧就元帅职，支持军政府，多次派专使分别赴滇、桂劝驾，迭发函电敦劝支持，但陆荣廷始终拒绝就职。为换取唐继尧就元帅职，孙中山甚至进行极大的迁就和妥协，计划护法军政府设立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担任总司令一职，还下令将四川及湘西中华革命党人组建的护法军改称靖国军。最终，唐继尧仅接受了章太炎和非常国会议员专程送来的元帅印章，仍坚决不任军政府元帅，自称靖国军总司令。由于陆荣廷、唐继尧拒任元帅，六部总长中除张开儒延至次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以及参谋总长李烈钧皆迁延观望而不就任。护法最高领导机关军政府实际成为一个空架子，只靠孙中山独立撑持。试想军政府仅有一空空洞洞的名义，岂能号令护法？当时张开儒就说：“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

　　第三，军政府号令护法讨逆，却无法行使领导西南实力派北伐讨逆的权利。

　　军事上，军政府没有赖以承担讨伐北军的直辖武装。它所统辖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两个师两个混成旅、驻广西两个师一个混成旅，唐继尧指挥的分驻粤、滇、川六个师，贵州刘显世一个师一个旅和湖南的两个师，以及程璧光率领的海军第一舰队，还有陈炯明统带的20营省防军，总兵力约15万人。但真正听命于军政府的只有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陈炯明指挥的20营省防军，即使加上程璧光的海军，也不过二、三万人，力量十分有限，无法担当护法军主力。而充当护法军主力的桂滇两系军队又拒绝听从军政府的调度指挥。皖系密探马凤池早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向其主子报告说：孙中山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32]不仅如此，真正拥护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断遭到桂系的压制和排挤。1917年11月底，军政府直辖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金国治，被桂军沈鸿英部在兴宁诱杀，其部下也被缴械遣散。这年年底，负责警卫大元帅府的粤军李福林部，因表示拥护军政府，桂军即将福军连、排长及百姓60余人“概指为匪，遽行枪决”。次年1月，陈炯明统领的20营省防军被改编为“援闽粤军”，调离广州。驻粤滇军张开儒于1918年2月通电就任陆军总长职，以示对军政府的拥护和支持，他的秘书长兼军政府陆军、交通两部次长崔文藻，对军政府的支持比张更积极，二人均遭桂系嫉恨，不久张开儒被莫荣新拘捕，崔文藻遭枪杀。军政府在广州设立招抚局，招抚广东各地绿林民军和退役官兵，加以编练，组成军政府的直属武装。桂系指斥军政府招抚局“干涉军权”，诬陷招兵人员扰乱治安，逼迫孙中山将招抚局解散，命令各地就地一律逮捕枪决招兵人员。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护法战争打响后，未能发挥其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职能。

　　财政上，军政府本身无经济来源，却要支付其下属各部、大元帅府、非常国会以及海军等的庞大经费，而广东及西南护法诸省当局不愿把原送北京的税款转交军政府，也不另外拨给活动经费，因此，财政极为竭蹶。为谋自存，军政府采取了动员海外华侨捐款，向海内外发行军事内国公债，与广州外国领事团交涉收回盐税以及向外国借款等办法。前两项措施因军政府活动范围有限，收获不大；后两项办法实施中，受到桂系的阻挠限制，仅领到数目不多的盐税余款。同时，军政府内部一切经费开支百端节省，从孙中山到大小职员，每月仅领零用钱20元。军政府财政上所遭受的窘困局面，直接影响了其内部的分化和动摇。海军因桂系答应每月从粤省府库拨给十万元作为军饷，“遂骎骎倾向桂系，虽有少数海军官佐仍愿受军政府之命，顾其势力已分，意见不一，桂系遂得加以操纵”。[33]国会中政学系等一些议员，则接受了桂系的重金收买，纷纷投入桂系的怀抱，进而与桂系相勾结，积极策划改组军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