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3)

　　总之，军政府成立后，军事上有“政府”而无“军”；财政上无收入来源，极为窘困；政治上，也如上述，桂系因不允许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借口军政府成立违犯《临时约法》，不承认其成立。正如孙中山所说：军政府系西南各省为护法而成立之对内对外统一机关，但因西南军人之跋扈专横，各为私利打算，故自成立以来，号令不行，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军政府有名无实，无法承担其担当的历史使命。

　　第四，军政府成立后，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处理方法不当，加速了军政府的改组。这主要表现在：

　　（1）“炮教莫荣新” 莫荣新是桂系老将，护国战争后任广东省广惠镇守使，1917年11月继陈炳焜出任广东督军。莫荣新上任后，按照陆荣廷的旨意，不仅从财政、军事上千方百计地打击和排挤军政府，欲使它“无兵无饷至不能支持”，自行崩溃，而且代表桂系主持筹组西南联合会议，以取代军政府，攘夺护法政权。孙中山对莫荣新专横跋扈，极力排挤军政府愤慨至极，1918年1月3日午夜，不顾张继、李烈钧、方声涛等人的劝阻，率随员登上“同安”、“豫章”兵舰，指挥海军炮轰观音山督军署。由于两舰长犹豫不决，孙中山乃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发数十炮，至次日拂晓始止。当时莫荣新听取幕僚的意见，下令熄灭观音山灯火，对孙中山的炮击不予还击。炮击督军署的行动，虽然给莫荣新以严重警告，重挫了桂系的嚣张气焰，表现了孙中山为保卫军政府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桂系仍在护法阵营，是护法盟友，其对军政府的种种压迫，只能以内部矛盾处理，采取武力解决只能更加加深孙中山与桂系之间本已存在的裂痕，桂系变本加厉地排挤和压迫军政府，军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是其一。炮轰督军署时，北军分三路大举寇南，依附与皖系的龙济光也自琼州（今海南岛）渡海在广东登陆，袭击桂系后方，“军事吃紧”。如果桂系予以还击，一旦开战，护法联盟破裂，不但不利于前方的护法战争，而且军政府亦难立足，是其二。此次行动发生前后，遭到中华革命党内一些人及驻粤滇军和粤军等将领的反对。2日晚，张继和方声涛劝阻孙中山不要冒险，结果被孙暂扣大元帅府，以防止二人泄露军事行动。李烈钧和吴景濂、王正廷三番五次到军政府，极力阻止孙中山“不要动作”，致使孙中山不得不“装病”，避而不见。[34]海军、粤军和滇军事前都经孙中山派人联络，分路进攻督军署，但炮声打响后，陈炯明、张开儒、朱培德等部粤、滇军均按兵不动；海军总长程璧光事后将参与行动的两舰舰长撤职查办。他们都不愿和护法联盟中实力最强的桂系开战，有悖护法大局，影响“西南团结”。“炮教莫荣新”，中华革命党内一部分人及粤军、滇军及海军将领并不赞成，反而促使他们与西南实力派联合，维护“西南团结”局面，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进而改组军政府。

　　（2）暗杀程璧光。程璧光因不满督军团集结谋叛，驱逐大总统黎元洪，愤而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参加护法，这与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军政府成立后，他迟迟不就任海军部总长职。桂系乘军政府财政拮据，同意海军每月由粤库领支军饷十万元，海军中不少官佐转而倾向桂系。程璧光却对此没有表示“明显之态度”。桂系并以广东督军、省长拉拢程璧光，程对任督军职，“坚不为动”；对任省长职，“程意似转”。桂系对军政府实施种种压迫和打击，程不愿和桂系发生矛盾和冲突，采取“小心谨慎”、居间调停的态度，故1917年11月15日，他不仅拒绝执行孙中山下达的海军炮击广东督军署，驱逐陈炳焜的命令，而且将海军舰队调驻黄埔，宣布戒严，不准外人接近；翌年1月，孙中山“炮教莫荣新”，他认为“开罪桂系，引为大憾，深怨总理（孙中山）之轻率”，[35]并把参与炮击事件的两舰长撤职查办。此外，程璧光还赞同并积极参与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和改组军政府。上述这些事实，无论程璧光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在军政府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都会增加中华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和怨恨，认为他勾结桂系，背叛孙中山和军政府，遂对他采取暗杀行动，于2月26日晚在海珠码头将其击毙。[36] 在刺杀程璧光之前，中华革命党朱执信等人还曾组织刺杀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方声涛是同盟会旧人，辛亥革命后，为维护《临时约法》，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同袁世凯进行坚决斗争。二次革命中，追随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举兵发难。护国战争期间，参加讨袁，任护国军第二梯团团长。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他所率领的驻粤滇军是军政府可凭靠的武力之一，但他秉承唐继尧的旨意，联合桂系，疏远孙中山，在“炮教莫荣新”事件中，甚至以率所部倒戈威胁孙中山放弃惩罚莫荣新。12月17日傍晚，方声涛路经长堤回龙社桥，遭到枪击，身受重伤，幸未丧命。

　　朱执信等中华革命党人愤而采取暗杀活动，其出发点是惩治亲桂调和的实权人物，维护军政府，结果适得其反。程璧光死后，“海军内部分化加剧”，其中“闽系军官不安于驻粤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返驻上海”，而接替程璧光统领护法海军的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则完全依附于桂系。暗杀程璧光，使军政府失却了海军力量的支持，也失去了缓冲桂系压迫的中间力量，更加孤立。

　　四

　　第一次护法运动，以改军政府的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而宣告失败。但国民党稳健派、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等议员和西南实力派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改组军政府，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孙中山在军政府的地位，而不是反对军政府这个机构。此外，假如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继续留在军政府，行使总裁职权，即使最终不能挽回护法失败的结局，但至少可以制约桂、滇系控制的军政府出卖法统和国会，与北洋政府谈判议和。

　　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滇系的压迫下，不能有所作为，孙中山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军政府成立半年来，“只有非常国会与军政府之名目，其他则一无所有”，西南护法各军，对军政府“不特不见拥戴，并未见承认”。[37]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及国民党稳健派认为，孙中山与西南实力派尤其是和桂系间的矛盾冲突，是护法讨逆的最大障碍，只有使西南实力派在军政府中能有与其势力相应的地位，化解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才能调动其护法的积极性，于是提出改组军政府。10月21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联名致电唐继尧，陈述军政府改组计划说：“军政府名义未先征求西南意见，成立既难，效果尤鲜”。“惟有存留军政府名义，改组内部”，“另设各省联合军事会议，以收连络之效”；“设行政委员会”，让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主政其间”，方为“应变机宜，适法可行。”[38]11月4日，李烈钧正式发出拟组织军事联合会，设立政务委员会“支电”，并邀请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来广州筹商进行办法。唐继尧、程璧光、刘显世均先后发电表示赞成。陆荣廷因湘、桂护法军在湘南前线屡胜北军，希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北京段祺瑞政府议和，所以他以“大局已有转机”，不赞同立即组织军事联合会。后经他的老上司岑春煊派钮永键做工作，请庄思缄“密函疏通”，同时主持拟定章程草案的李烈钧照陆荣廷意修改了条例，陆始电莫荣新、程璧光表示赞同，盼“速行组织”。[39]政学系议员也在国会大造改组军政府的舆论，声称：“欲谋统一大计，西南义军应设联合大会，俾团结各方面实力，为一致之主张。”[40]声称：“西南各省同为自主之主体，同为独立之政府，地位处于平等，责任期于同负，故无别设军政府之必要。”[41]孙中山鉴于军政府所处之困境，更鉴于联合西南一致护法的目的，不反对组织军事联合会并设政务委员会。11月14日，他致电唐继尧、陆荣廷说：“北逆势骄，且挟外力，西南局势涣散，若无具体之联合，恐不足以资抵抗”。因此，“宜即时发起西南联合会议，务期联合西南各省为一大团体。”[42]21日，致电唐继尧，敦促他就元帅职的同时，并说明李烈钧“主张组织军事联合会及政务委员会各节，足收同力共举之效，鄙意亦甚赞同，望由尊处分促进行。”[43]显然，孙中山所说的无论是“军事联合会”，还是“西南联合会”，均隶属军政府，实行由大元帅制军政府领导下的西南团结。

　　1918年1月15日至28日，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东督军署召开，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公然将孙中山排除在外。本来，在讨论修改条例时，原拟以孙中山为政务委员长，“故加入民国元老一条，即为位置孙中山而起”，但因有人反对，删去政务委员长一职，拟推孙中山为军事总代表，与陆、唐、程三人相同；还有人不同意，孙中山最终被排挤在外。又会议通过的文件，赋予该会议极大的权限，如：对外对内执行政务；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的募集；统筹军备，计划作战；议决停战、议和事件；裁决省于省之间的争议事件。如：护法各省各军队，未经联合会许可，不得募集外债，不得与外人订立以土地、矿山公产作抵的契约，不得私自停战议和，等等。俨然为另一政府，完全违背了孙中山“以军政府名义召集会议，此会议之性质乃附属于军政府之下”[44]的本意。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就看出了成立联合会议的企图，指出：西南各省开联合会议于广州，“将又有一新政府”，“国会非常会议议决选举之军政府将照旧存在，惟孙大元帅或将离去广州。”[45]

　　联合会议虽无政府之名，却有政府之实，但未经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在法理上是违法的，因而它一成立，即遭到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同时，外交方面，各国驻广州领事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敢贸然承认。美国领事向前来接洽的伍朝枢（时任军政府外交次长）建议：联合会议“必与军政府联为一致，得国会之通过乃可”。于是国民党稳健派和政学系及桂、滇当局转而活动，谋“将联合会与军政府合并，改为联合政府”。[46]政学系议员汤漪起草了“联合政府组织草案”，并在说明中强调：“军政府有政府之名，而亡其实；联合会议有政府之实，而名不符”，“兹为统一护法势力，将军政府与联合会议合并为一机关。”[47]随后，在此草案的基础上拟订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主要规定：一、将军政府原采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组织政务会议，各总裁地位平等，责任同负。二、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议决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