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

　　一

　　1917年5月，北洋军阀段祺瑞为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重演民国初年袁世凯伪造民意，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的丑剧，至7月又借反对张勋复辟重掌中央政权后，拒绝恢复国会，并且要废弃《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和国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是民主共和的重要标志，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约法，中华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立即高举起了护法的旗帜。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希冀实现国内“和平与秩序的恢复”[1]，命令解散各省中华革命军和取消中华革命党的活动，手中既无根据地又缺军事实力，只好托庇于西南地方实力派，作为与段祺瑞毁法横行独裁统治斗争的屏障。

　　早在5月中旬，段祺瑞指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企图强迫国会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后，孙中山即与岑春煊、章太炎、唐绍仪等国民党要人发出通电，要求惩治“公民团”肇事者。5月底6月初，倪嗣冲等北洋督军悍然宣布独立，脱离中央，并在天津组织所谓“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扬言要“另订根本大法，成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以武力解散国会，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名致电滇督唐继尧，劝其“投袂急起，与川和好，联合出师”，[2]以武力护法。6月8日，又致电广东督军陈炳焜和西南各省军政大员：“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3]动员西南实力派起兵讨逆，拯救民国。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南下，作为自己的代表，同广州、南宁的军政首领商讨护法讨逆大计。孙中山对西南各省实力派寄予满腔希望，把他们的军力倚为护法的主要力量。

　　西南实力派指两广及滇、桂、黔、川六省的军政首领，其中尤以广西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和云南唐继尧为首领的滇系军事力量最大。陆荣廷，广西武鸣人，早年投身绿林，清末官至广西提督。辛亥广西独立后，任副都督和都督。随后利用护国讨袁的声威极端扩张势力，不仅主宰两广，纳湖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掌握着七个军五万人的兵力，成为西南各省中最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但是陆荣廷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始终深怀戒心，担心剥夺他对广东和湖南的控制权，因而对段祺瑞采取对抗态度。北洋督军团宣布“独立”后，陆荣廷的亲信广东督军陈炳焜请李烈钧到广东，商洽出师讨逆事宜。随后，李烈钧、陈炳焜、谭浩明两度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讨逆。6月20日，两广联合发表“自主”通电，声明在“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务，迳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涉。”[4]

　　唐继尧云南会泽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过辛亥革命，参与发动和领导云南讨袁护国首义，并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大力扩张滇系势力，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护国战争结束后，唐不但不撤退入川滇军，反而加派大军进入四川，逐步将其势力扩张到四川。1917年4月，入川的滇军罗佩金和川军刘存厚部发生成都混战，滇军被驱除成都。至7月初，刘存厚又和入川黔军戴勘在成都爆发激烈巷战，黔军溃退，趁乱进攻成都的滇军也被打败。唐继尧为再图四川，随借张勋复辟、封刘存厚为四川巡抚的机会，通电将滇军改称“靖国军”，“亲自督师”，举兵入川。随后又密电在上海的张耀曾等：“已决心自主，不承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请与各有关方面接洽联络。

　　由此看来，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作为军阀，他们都重实利，谋求权势，掌握有惟独自己方可调度的庞大重兵，并为着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段祺瑞的排斥异己，骄横专制，心怀不满，进行抗命指斥；另一方面又都曾附义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督军团叛乱时，又通电声讨，愿出师讨伐，有崇尚民主共和追求社会进步的一面。因而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5]，“西南诸省扶义而起，为救民国”[6]，从而做出了“拥护约法，实惟西南是赖”[7]的决定。

　　但当孙中山真正要以广州为护法讨逆根据地时，入主广东的桂系却首鼠两端，迟迟不予答复。本来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决定以上海为护法讨逆的基地，因他在呼吁西南地方实力派兴师讨逆的同时，在上海多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策动海军参加斗争，并为其筹措经费30万元充作护法军饷，从而得到海军的赞同。但受到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的反对，兼之上海为帝国主义势力集结地，在此护法，容易受到列强的干涉。于是孙中山等人另谋取江浙沿海地方为根据地，又为镇守使顾乃斌所拒。孙中山等人只好选择广东。这时广东民气鼎沸，强烈要求省当局即日出师护法讨逆，同时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对护法讨逆跃跃欲试，桂系担心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入广东，“喧宾夺主”，动摇其在广东的统治，因此不愿意孙中山以广东为护法基地。随着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回到北京继续充当国务总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准备夺取湘、川，将威胁到桂系的霸业，同时，孙中山偕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中华革命党人已抵达汕头，致电陆荣廷“将速赴粤”，并派朱执信、陈炯明赴广州接洽时，陆荣廷这才在7月中旬同意接受孙中山等人连同海军到广州护法。

　　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广州后，便与陈炳琨、朱庆澜商议邀请国会议员来粤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陈炳琨却以财政困难，无法承担国会活动经费为辞，予以拒绝。孙中山为了能够在桂系统治下的广东召集国会，利用各种场合，一再阐明护法必须拥护国会和召集国会的理由，24日并致电陆荣廷说：“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在，托名民国，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既承勉以共济，尚乞协力主持”。并表示一俟“布置既周，乃以海陆军护送国会至国都”。[8]表示无意夺取桂系地盘，在即将成立的西南六省护法讨逆机构中，请陆荣廷“主持大计”。至于国会的经费，孙中山提出可暂由海外华侨捐助。于是陆荣廷同意欢迎国会议员来粤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的工作有了根据。很明显，桂系接纳孙中山等人进入广州，并非出自拥护护法主张，其真正意图，一是表示接受广东人民和驻粤滇军的护法要求，维持其在广东统治的稳定；二是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借护法之虚名”，[9]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抗衡，达到保存和扩大其霸主的地位。

正像桂系所坦率承认的，这“属私利作用”。[10]这种情况下建立起的孙陆反段护法联盟，政治基础十分脆弱且极不稳固，从一开始就给随后成立的护法军政府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

唐继尧虽然打出了护法讨逆的旗号，但为了争霸四川，因而与也在觊觎四川的段祺瑞采取妥协态度，不愿立即加入护法队列。不料段祺瑞重新入主北京政府后，以川局混乱为借口，派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北军入川，企图将四川划入北洋军阀的地盘。唐继尧派人向段祺瑞疏通，提出如“中央能明正刘攻戴叛乱之罪”，特派唐“赴川查办或以巡阅使名义入川调和”，唐“即和滇、川、湘、黔，一致拥护中央”。[11]段祺瑞不但拒绝了唐继尧，反而“愈逼愈紧”，[12]于7月底电令暂代四川督军周道刚向滇黔两军“申明纪律，不得再滋事端”；滇、黔赴川军队，“即行撤退”。[13]8月6日，下令吴光新率军入川。北方对四川的咄咄相逼，迫使唐继尧决心与段祺瑞决裂，参加护法。8月11日，他正式发表拥护约法和反对非法内阁通电，与孙中山结成护法反段联盟。由此说明，唐继尧宣布护法，是和段祺瑞争夺四川、暗中交易失败逼出来的。他的根本目的，是借护法扩张地盘，发展势力。

　　就这样，当孙中山满怀期望借助西南军阀的实力揭橥护法旗帜时，而西南实力派却把他当作了扩张地盘的旗帜和招牌，这种意向或道路的截然不同，或者说这种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所谓联盟，已经决定了随后成立的护法政权——军政府内部的分歧和困难。

　　二

　　关于如何组织护法政权，由谁来领导这一政权，从开始筹措护法起，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国民党稳健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便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导致军政府改组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由本党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张勋复辟发生后，一些中华革命党人即主张重建以孙中山为总统的民国临时政府，谓“昔孙之辞职，以宣统退位为条件；今宣统复辟，则孙当然复取得总统之资格”。[14]但遭到一些国民党稳健派的反对，如谭人凤“始终谓孙公不可居首长”，章太炎“亦不能慊”，张耀曾讽刺说：“此之谓双复辟也”。[15]7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住宅邀集海军总长程璧光（时已率领海军第一舰队通电声明拥护共和）及国民党要人唐绍仪、章太炎等会议，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的行动部署。孙中山说：“此不但共和与帝制之争，实为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唐绍仪持反对态度，说复辟不曾为列强承认，则中华民国依然存在，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故最善之法，为将合法之中央政府迁至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程璧光虽率领海军通电护法讨逆，但他是为了维持大总统黎元洪的地位，希望黎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段祺瑞操纵督军团在天津集结谋叛时，程璧光密谒黎元洪，劝其南下，号召义旅，讨伐叛逆。黎犹豫不决，命程先行出京，相机行事。因而他对孙中山提出的再设临时政府颇不以为然，表示赞成唐的意见说：“所谓维持国事者，为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所谓维持国事者，即不同意孙中山取代黎元洪出任临时大总统。结果孙中山重建由中华革命党人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主张被否决，“而定迎黎总统南下之计”。但孙中山决意组建临时政府，7月4日他致电西南六省说：闻黎元洪已被幽禁，徐世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自称大元帅，依法应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但冯反复无常，不守约法，无权代理，吁请西南六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16]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不仅不承认破坏法统解散国会的北京政府，而且对于冯国璋、段祺瑞皆在口诛笔伐之列，组建取代北洋政府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