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的主角(2)

　　有文章还说：一九一零年七月九（即农历六月初三）日，“井勿幕召集和主持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在大雁塔的结盟会议”。井勿幕确实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会议，但他“召集和主持”一说，参加过此会人员的回忆文章中，无一有这种说法，只有“联盟宣誓是由哥老会资格较老的朱福胜主持”一说。从已查明参会名单的37人中，30名都是新军中的人，社会上只有7人。从代表的组织来看，陕新军中参加会议的同盟会员9人（除陈同外，其余又全系陆军同学会的会员），陕同盟会参会5人，同盟会参会共计14人，哥老会参加21人，还有两人身份未查明。大雁塔结盟只是在革命目标上取得一致，并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正如高又民在《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说：“但各方外表、形式，仍各不同，主义则一致反清也”。所谓大雁塔结盟建立了“以井勿幕为领导的三合会组织”是不存在的。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张奚若在西安与井勿幕邂逅，谈到对哥老会的不满，张预备外出到汉口，勿幕即叫奚若到武汉搬兵来陕镇压哥老会。张的回忆文章说：“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时任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当张奚若行至南阳时，被当地政府扣压几个月，偷偷将书信销毁，此事最后算不了了之。井勿幕后来又支持张凤翙剪除哥老会的行动，使万炳南及数百哥老会骨干成员惨遭屠杀。

　　上述史实说明，在秘密活动的前期，井勿幕就不主张联络哥老会，后来因孙中山、黄克强要求各地联络哥老会，回陕才安排联络哥老会。新军起义之后，井对哥老会的一些行动非常反感，对哥老会势力的强大深感惶恐不安，故派张奚若去湖北武汉商请派部队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井又支持张凤翙镇压万炳南及其部下哥老会骨干成员。

　　四、井勿幕与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

　　陕西新军即陕西陆军混成协（旅），是一九0九年春由常备军新改编的军队，故称新军。其初级军官统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这时在初级军官中已有同盟会员四人， 即张作栋、朱彝铭（加入同盟会时间地点不详）、彭世安（留学日本军校时加入同盟会）、张光奎（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一九0九年秋，本省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二十三名学生回陕，分发各营队任初级军官，其中钱鼎、曹位康、党仲昭、张钫、张宝麟等五人都是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一九0九年，从日本军校加入同盟会的张益谦、张凤翙回陕分别担任新军二标教练官、协司令部参军官，并各兼任一个营的管带。此时，新军中同盟会员人数增加到十多人。再加上在保定成立的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三十多人都是初级军官，力量更强了。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没有成立同盟会组织，但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正如《西北革命史征》一书所说：他们“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也可称为军校派）。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西同盟会之间，互不统属，但会员之间却建立了不少良好的友朋关系，成了传递一些相关信息的渠道。一九一零年，井勿幕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以后，双方来往进入了相对正规的阶段。陕西新军起义的前两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钱鼎亲自将新军计划起义之事告知陕西同盟会会长郭希仁。起义当晚，郭希仁到起义指挥部参与工作。新军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就陆续接到郭希仁的通知，到起义司令部报到。成立军政府时，为数不少的陕西同盟会会员被安排到军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井勿幕也被军政府安排任陕北安抚招讨使职务。新军起义，井勿幕策动的渭北各地迅速积极响应，有力地支持了陕新军的起义，推动了全省各地起义的发展。

　　五、井勿幕其他史料的疑点

　　王民权先生在研究陕西辛亥革命史实中是比较重视实际的一位，他写的《史料中井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一文，对于陕西辛亥革命有关井勿幕史料的疑点，做了比较深入的考证，我比较赞同。在其考证的基础上，再谈一些具体看法。

　　A.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问题

　　陈晨先生在“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中介绍了勿幕的生平及其秘密运动时期的革命活动，谈到辛亥革命时段，陈文依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中的说法，做了如下叙述：“九月下旬，前往南方联络的张聚庭返回陕西，传达了总部命令，确定全国将在十月六日同时起义，而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决定之后，井勿幕便赶赴渭北酝酿起义。”陈晨先生对于《井勿幕传略》中记述的事实，是否做过考证，有没有第一手来源依据，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从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得到证实，所谓“陕西同盟会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的会议是不存在的，它在时间段和地点上都是矛盾的。

　　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井勿幕从当年八月到十月二十七日两个多月的时间中，一直在北山（指同官以北）扎根据地，从未回过西安。九月下旬井勿幕仍在北山，岂有参加西安商议起义决定之事？郭希仁是同盟会陕西的会长，留西安主持机关，他当时只是听到陕新军的风声，谣传农历八月十五（即阳历十月六日）举事之说，并未听到张聚庭的传达，更不知道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何来陕同盟会负责人（包括井勿幕）做出起义的决定？这是没有一点史实依据的。

　　既然决定“由新军在西安起义，渭北各县相响应”，而井不留西安，放弃前指，到远离西安的的渭北酝酿起义，这可能吗？这符合井勿幕的身份、品格和革命志向吗？

　　如有传达开会，商议起义之决定，同盟会会长郭希仁尚在西安，怎么不知道呢？时井勿幕远在北山，郭希仁又不知道，可见陈晨在文章中记述的张聚庭在九月下旬从南方回来，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商议起义的决定是子虚乌有，胡乱编造的。

　　李仲三在《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中说：武昌起义以后，我“转至蒲城县与井崧生约一并进省。到三原县，未探到井勿幕、邹子良等消息。”“当九月初一日西安起义，井勿幕在北山里，也未赶到西安。”“到了十日之后（实际是西安起义后的第六日），井勿幕、焦子敬等方由渭北到省城来了。”

　　参加陕西辛亥起义人员的所有回忆文章中，找不到张聚庭九月下旬传达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起义一事的史实记载。此事再无其他佐证。

　　根据郭希仁的说法，当时听到新军方面的谣传：农历八月十五举事之说。可能的情况是张聚庭给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传达了总部命令，陕同盟会负责人并不知情。这段时间，陕同盟会负责人并未开会研究决定起义之事。

　　B.井勿幕的“密嘱”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公葬井勿幕时，《西北文化日报》发行者兼社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李贻燕在其《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中说：武昌起义，先生（指井勿幕）在渭北部署，谋固革命根本，“乃密嘱在省同志主持，促其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这份史料收录在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印行的《井勿幕先生公葬纪念册》中，影响巨大。李贻燕的上述说法，遍阅陕西辛亥革命的所有史料，都未记载，属于“一家之言”，再无佐证。

　　张钫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发起人之一，他写的有关陕西辛亥首义的几篇文章（见作者《风雨漫漫四十年》），朱叙伍、党自新都是陕西辛亥首义自始至终的重要见证人，他俩写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他们三人的文章都未提及勿幕“密嘱在省同志，促期从速发难”，“钱鼎得信，才决定发动陕西新军起义”的説法。他们介绍的共同事实是：时四川抗路风潮愈演愈烈，武昌已反正，促使陕西新军内革命党人迅速主动策划举义，以策应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新军中的钱鼎、张钫、万炳南、贺跋之等，在西安小雁塔召开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抓紧这一时机，迅速组织起义，初步决定十月二十九日举事。然而，川省保路，武昌反正，使清王朝极为震惊，他们害怕新军兵变，先将新军一标一营调汉中，后又突然下令将新军中革命力量最强的二标所属三个营分别调往宝鸡、凤翔和岐山，限时开拔，调虎离山。同时拟定了在新军中要逮捕的人员名单。时革命力量主要是新军，如达清政府目的，革命将前功尽弃。此时，形势非常严峻，原定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钱鼎提出应急对策，提前一个礼拜（即十月二十二日）举义，荐张凤翙为首领，获得通过，并亲到张营做工作，得凤翙应允。十月二十二清晨，陕西新军官佐及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数十人，在林家坟开会，推举张凤翙为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立即举义。当日，起义军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大部，经过第二天、第三天与旗兵的激烈战斗，攻克满城，取得首义的胜利。陕西辛亥首义，是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陆军同学会、哥老会的联合行动，时井勿幕尚在北山，没有参加新军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因此，陕西辛亥举义完全是由钱鼎策划发动组织与张凤翙共同领导和指挥的。上述史实一直被大家公认，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和不同看法。

　　又据郭希仁《从戎纪略》记载，一九一一年八月间，“时勿幕亦拟与蔡体平、刘裕如诸党人赴北山，扎根据地。临行与余密约，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勿幕又贻余墨侠二字草书，以为符信”。勿幕对希仁的密约仅仅是“如他省有事，即飞函相告，当相从计事”的寥寥数语。如井勿幕在北山另有“密嘱”，他首先应该告知在西安“主持机关”的希仁，不可能钱鼎得信，希仁有不知的道理。希仁在《从戎纪略》一文中没有记载《密嘱》之事，实际就是没有《密嘱》一事。

　　陕同盟会会员、起义重要见证人李仲三写的《辛亥革命之简要》一文，也未提及勿幕“密嘱”之说。

　　上述史实说明，陕西新军举义根本没有井勿幕的“密嘱”和委托的影子。李贻燕的所谓井勿幕“密嘱”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毫无史实依据，实属空穴来风。陕西新军十月二十二日的举义，完全是举义领导人钱鼎、张凤翙基于对当时严峻局势的准确判断，临机独立提出和决定发动的。时井勿幕不仅不在西安，还远在北山，等其回到三原，西安起义不仅打响并基本成功。那时通讯联络极为不便，而井是通过什么方法委托省中同志“从速发难”，而他自己却不参加呢？广州起义他都奋力前往，西安起义他能让其他同志“从速发难”而自己不参加吗？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思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处长李贻燕，是出于何种目的和隐情精心地编造这一弥天大谎，扰乱视听，以欺骗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