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陕西辛亥革命首义的主角(3)

　　C.对井勿幕的“拥戴”问题

　　著名学者、国民党元老章太炎写的《井勿幕墓志铭》一文中说：“清宣统三年九月，同志谋起西安，以应武汉，时勿幕在耀州，仓卒推张凤翙摄军事，阴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使人晓譬，言亟易主帅，徒自扰。乃推任陕北招抚使”。胡景通、严佐民合著的《井勿幕传略》一书也有相似说法：“一九一一年十月下旬，陕西革命军司令部举行会议，仓卒推张凤翙为军事首领，众人仍暗中拥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在耀州使人转告他们，临时换帅，只能是自己扰乱自己内部，制止了众人的企图，遂推定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定三、万炳南为副统领”。显然《传略》所写的相关内容是来自章太炎的《墓志铭》一文。 两文中“大都督”的提法，与当时的实际不相符，时“都督”一称不冠“大”，当时陕西军政府的首脑 称“大统领”，不称“都督”，更没有“大都督”的称谓。《墓志铭》、《传略》两文关于“拥戴”的说法，遍查陕西辛亥革命史料 ，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和线索，没有史料佐证支撑。陕西辛亥革命参加者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成立军政府时有关协商推荐军政府首脑的概况，会上会下斗争激烈，万炳南要当大统领，张云山竖起洪汉军的旗帜，与复汉军对抗，闹得险些形成分裂的局面 。陕西辛亥首义参加者基本上是陕西新军的官兵，据参加者的回忆文章，在推荐协商起义总指挥和军政府首脑时，根本无人举荐井勿幕。上述情况只能说明井勿幕在陕西新军起义军人当中，尚没有威望和地位。在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时陕同盟会内部亦有渭北派、咸长派之分，）陆续参加到起义司令部工作，参会者中也有陕同盟会的代表（多系咸长派），他们也没有人公开推选井勿幕担任大统领。在陕同盟会中（特别是渭北派），井勿幕的威望应该是很高的，我们假设陕同盟会中一些人暗地拥戴勿幕担任大统领是可能的，按勿幕的人品，他也是会那样表态的，《墓志铭》和《传略》中这段史实可能是记述了陕同盟会中一些人私下的意见。但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勿幕在耀州派人转告”制止的说法又难于成立。其“仓卒”一说，也欠妥当。

　　D.井勿幕提出的“革命方略”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而东出潼关，西守长武，亦先生（井勿幕）手定之革命方略也”。事实是这样的吗？有史料依据支撑吗？查遍所有史料，找不出任何依据。

　　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清廷大为震怒，即令河南陆军一协进攻潼关，还增派赵倜和周符麟部。 又命逃往甘肃的升允，带甘军张行志、陆洪涛两部和回军马安良部向陕进犯，从东、西两面夹击秦陇复汉军，欲将陕西军政府扼杀在摇篮里，这客观上决定了陕西军政府必须东、西两面迎敌。井勿幕在秦陇复汉军政府中没有担任主要职务，难道东、西御敌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如果说到制定御敌“方略”，钱鼎是完全有资格有可能的。钱鼎在清军尚未行动之前，就未雨绸缪，多次提出，要派兵驻守潼关，防止清军来犯。并坚定的说“若派出无人，我愿前往。”说明钱鼎早有先见之明，早在思考御敌计划。钱鼎遇难后，张钫代之东征御敌。升允带甘军来陕犯境，逼陕军政府派张云山、万炳南防守西线一带。张凤翙、钱鼎、张钫都是军校出身，在军事才能上不可能在勿幕之下。张云山、万炳南长期在部队上混，在军事上也不可能全是孬种。实际上正如张钫在《忆陕西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陕西新军起义后决定的作战计划，是东攻西守，东南联络武汉，西南打通川、滇，派川、甘、新三省学生回省活动。”如此说来，军政府是早有计划的。他在《辛亥秦陇豫复汉军东征记》一文又说：“当时认为渑崤、函谷为潼关之层层门户，若为敌所盘踞，则固守潼关颇为不易。”说东攻还有目的是“助豫省独立，为鄂军声援”。为此，还把“秦陇复汉军”改为“秦陇豫复汉军”。以上说明军政府早有作战计划，如此周密的战略部署，还需井勿幕“手定方略”吗？即使勿幕出计，还得张凤翙首肯或军政府同意才行。假设真是勿幕手定《革命方略》，就意味着军政府的统帅们无能，拿不出作战计划，而要勿幕越俎代庖，这可能吗?事实充分说明井勿幕先生“手定”之说，完全是人为编造的谎言。

　　E.升允“退却请和”问题

　　李贻燕在《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清陕甘总督升允挟甘军东下，陷礼泉、乾州等县，三、淳告警，烽火已逼咸阳。张翔初在渭南整师，急促张伯英西返救咸阳，先生亦转旆而西，克服礼泉等县。张午原之役，所部团长胡笠僧特著战功，别将吴华堂亦勇敢善战，升允魄为之夺，又闻我军东路事平，所有军队均会集西援，分驻兴平、岐山各地，而甘省革命亦起，乃退却请和”。

　　李贻燕的上述说法，与所有史实材料均不相符，不知他的史料来自何处。

　　朱叙五时任大统领卫队指挥官，党自新时任军政部长，他俩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潼关二次收复后，乾州又飞书告急，张凤翙亲率东路新回各军，并令粮饷都督马玉贵率所部谢彩臣的一标和炮卫队一营同时驰援乾州。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派标统胡景翼率兵两营由泾阳渡河前来助战。张凤翙于十一月十二日由省出发，十三日到礼泉，即与乾州张云山约期出动，分三路攻北原。张云山由乾州当西路，大统领当中路，马玉贵当东路。十五、十七日会攻两次，均以联络不周，不能协同一致，没收到效果”。又说：“十九日突接情报： 敌已出兵占我三水（旬邑），张凤翙于二十一日率陈殿卿、李昌兰、胡景翼等部约二千人前往夺取。这次敌军到三水、淳化一带的约一千余人，是马安良所部的回兵，军纪极坏，引起当地人民不满。二十三日张到土桥镇，知敌军据点为三水县城和张洪镇（张午原）一带，即派胡景翼取三水县城，敌军因人数不多，闻风北遁，退入甘境。二十六日又向张洪镇进攻，张率陈殿卿部在后接应，战况剧烈，延至下午，我军伏兵四起，向前猛冲，敌军溃退，逃回邠州。”张洪原一战，甘军只是暂时败退邠州，升允的作战计划并没有改变，更没有退却请和，而是用很大的兵力继续围攻乾州。当乾州久攻不下时，升允又重新部署，一面令马安良继续攻乾州，一面令陆洪涛率所部进犯占领了礼泉。升允进驻礼泉后，即令陆洪涛部东取咸阳，咸阳告急，威胁省城，后来的战斗更为激烈。这哪儿是张洪原一战，升允“退却请和”呢！

　　实际上，清帝退位，升允封锁消息，一意孤行，已引起部下不满，马安良部已下停战决心，彭英甲是一个老官僚，他以袁世凯马首是瞻，不经升允商量，直接与袁世凯通电联系，使升允陷入势穷力孤的地位。陕西军政府鉴于战祸蔓延，民不堪命，请关中名儒牛梦周、张晓山，往劝升允罢战息争，主动要求讲和。升允见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只好对牛、张说几句光堂话亦作收场。说甘军被胡景翼打败，升允“退却请和”是不符实际的，是和史实相悖的。

　　朱叙五、党自新都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记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毫无疑问，李贻燕的说法缺乏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六.结论

　　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前的秘密活动时期，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发展同盟会员，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同盟会组织，开展反清的革命活动，他是陕西同盟会最主要的创始人、领导者和先行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同盟会陕西支部的会员中，是一位颇具人望的革命领导者。在联络会党方面，开始阶段，井勿幕对三合会、慕亲会尤感兴趣，与其头目过往甚密。后来虽然通过联络哥老会、刀客的决定，但少有做扎实具体工作的。他所领导的陕西同盟会，大多数会员不愿意与会党为伍，所以缺少群众基础，只有笔杆子，缺少枪杆子，虽然多方设法搞枪支弹药，效果均不佳，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勿幕几次提出起义，一直无法起义，放些空炮，皆因没有革命武装队伍而搁置。辛亥八月，勿幕决心创建根据地到渭北活动，组建起义革命武装队伍，做武装起义的进一步准备工作。就在这段时间里，形势急剧变化，关键时候，陕新军中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联合军中哥老会，果断决定，乘势主动发起了武装起义。陕西辛亥革命，主要是指陕西新军在省城西安成功发动的武装起义，并得到全省各地的响应，彻底摧毁了满清在陕西的统治。而这次革命，阴差阳错，井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没有参与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和领导工作，起义后的第六天才赶回西安。成立军政府时，也无人推荐担任军政府首脑，说明勿幕在起义部队中的影响力并不大，还不是起义军人的偶像，起义军人追随的是张凤翙和钱鼎，就无人推荐勿幕担任军政府首脑，省军政府仅仅给了他一个好几路招讨使的北路安抚招讨使的职务。

　　陕新军起义后，勿幕策动了渭北各县响应，支持了省城首义，推动了全省起义。后在军政府统一安排下，与陈树藩一起东援三晋，取得成功。在西线乾州告急时，主动派出胡景翼部西出三水，与友邻部队一起，取得激战张午原的胜利。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井勿幕确实有不朽的功勋，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一些绍介和纪念文章中，有的对井勿幕的评价有违客观历史事实，颇值得商榷。如杨鹤庆在《井勿幕先生殉国二十七周年公葬悼唁》中称“陕西无勿幕，则无辛亥九月初一之义举，无陕西九月初一日响应武昌，则中华民国之创造，未必如是其速也”又说“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片面绝对化，对勿幕个人的历史作用太夸大了，在历史事实和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清朝末年乱世，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已经到来，抓住机会的人就可能成功，成功的人就是英雄。没有井勿幕，难道不可能有张勿幕、李勿幕站出来领导革命吗？陕西辛亥革命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恰恰是勿幕已两个多月不在西安，则有钱鼎、张凤翙成功地领导了陕西新军的起义。杨鹤庆的说法，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陕西辛亥首义，“推其首功，勿幕之力也。”一个没有参加辛亥首义的人，首功岂能记在他的名下，这个论断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王民权先生在其《若干疑点》一文，已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李贻燕等人编造虚假事实之说，并十分肯定地说：西安起义时“先生（指井勿幕）恰好不在西安，事情是由省中新军中的若干志士，如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发动和指挥，也是大家公认的史实，从来不见有任何不同的说法。”肯定这次起义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主使，是张凤翙、钱鼎、张钫诸先生自主发动的。按王民权先生的上述认知，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首义中历史地位的推断，应该不会出错哇！可惜，仍然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王民权先生在《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中公然赞同“张凤翙是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的具体领导者，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说法。我们把王民权先生的《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与《史料中勿幕先生与陕西辛亥革命的若干疑点》两文放在一起研读，明显看出民权先生在认知上的矛盾，既否定勿幕的“密嘱”和委托之说，又肯定“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张凤翙、钱鼎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主使，而是独立自主发动陕西辛亥首义的，反而只承认是“具体领导者”。所谓井勿幕“策动”之说，他策动的是谁，又是咋样策动的，没有提供史实依据，没有依据的定论是不能成立的。在林家坟会议和成立军政府的会议上，都无人举荐勿幕先生，说明他在陕西新军中没有追随者，一个没有追随者的人岂能称谓“精神领袖”吗？功劳归功劳，历史定位要恰当。“井勿幕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的历史定位难以服众。

　　王民权先生，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推断为啥出错呢？我们从民权先生《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一文，看出了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