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与“法”之间——黄兴社会治理思想述评(3)

　　由此可见，在黄兴的思想观念里，自由与法律是对立统一的，不能错误地理解二者各自的内涵，更不能无端地割裂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民初中国社会来说，黄兴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辨析，以及对自由与法律的思考，显然具有引导和启发的作用。

　　三、 政党与政治：社会治理之要

　　中国的政党萌芽于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结社组党、参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为政党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和保障。各派政治力量为了发展实力，争夺权利，扩大影响，纷纷组建政党，“集体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青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46）形成了民国初年政党的高潮。

　　如果说礼和法在黄兴看来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法宝，那么政党在黄兴这里则是实现民主共和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黄兴本人虽然不是政党政治的最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在言行上他的确是政党政治鼓吹者的同路人。宋教仁是政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主人翁，是临时约法所表述的“主权在民”的对象。他说：“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47）“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48）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政治，因此要由代议机关和政府代表国民，由政党领导国民，在共和立宪国，政党实在是政治的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利之机关。”政党进可以组织政府，实施自己的政见；退而他党执政，已党则处于监督地位，“是故政党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对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黄兴大加赞扬。“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黄兴赞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也是为了实行这个原则，“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49）

　　与政党相联系的是责任内阁制。宋教仁一直主张法国式的内阁制，并且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责任内阁，即政党内阁。黄兴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同样持赞成态度；希望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之后，由国民党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50）在欢迎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多数阁员加入国民党时，黄兴表示：“此次各国务员加入本党，实为维持民国前途起见，深望诸同志此后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俾成强有力之政府，各国早日承认，民国之福，亦本党之幸。”（51）在有人认为政党内阁是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和有意设防，要求取消政党内阁时，黄兴立即出面公开解释：“国民党主张此制，纯为救国起见。”而且“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法，各共和国均采用之”，“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持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至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故对于内阁可分负完全责任，对于总统可永远维持尊荣，而大致之计划始能贯彻。”（52）可见，黄兴对政党内阁的主张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但黄兴并没有停留在政党内阁制这一层面，而是寄希望政党建设和国民党之发展壮大。在黄兴看来，真正的共和政治，有待于政党对于政治问题的专门研究，欲组织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建设强有力的政党。美、法、日等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即本于政党之力。他说：“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俾对于国家政治力加研究，以及稳健之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向，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一言以蔽之，“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53）因此，黄兴将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寄托在国民党的大力扩展之上。早在国民党正式成立前，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等协商合并时，就共同议定了国民党党纲五条，即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对此，黄兴亦“深为赞成”。（54）

　　不过，黄兴在对政党政治保持高度热情的同时，还告诫全体国民党党员，要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大政党，必须在党德和党风的建设上下大力气，甚至认为党风党德是政党政治的基础和保障。他说，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民权党，要巩固共和民国，不仅应有“特别之党纲”，而且“更要有宏大之党德”。（55）在他看来，这种“宏大之党德”包含两方面内容，即对内严格要求，对外宽宏大量。他认为只有“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才能使党的道德水准不断提高。因此他强调“本党对于国家，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只有义务心，绝无权利心。现在为本党尽义务之日，而一切义务又须实心做到。”（56）并告诫国民党人：“凡他党之所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之抉择。”（57）“对于国民无论如何反对，本党皆宜引为已咎，归罪于自己感化力之不强。凡与他党交接，皆宜同兄弟一样，彼此互相携手，以救国家。”（58）而对于他党捏造谣言，诬蔑谩骂的行为，也应“大度处之”，“断不可尤而效之，”相信只有宽宏大度，互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59）黄兴还主张“以一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指出“欲宏党风，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他党之攻吾也，虽含种种疾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60）

　　总之，在黄兴看来，中国实行政党政治是国家兴旺发达和民主幸福和谐的可取之途。而政党政治之实施，有赖于政党自身的建设与强大。政党的强大，则必须着力于党纲、党德、党风之建设。因为党纲“表示将来政治进入之方针”，（61）是衡量一个政党政治水平的标志，“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之下，不可各有政见，互相攻击，宜绝对守其党纲。”（62）党德反映的是一个政党的道德水平，是政党的灵魂。党风体现一个政党的精神风貌，党风好坏关系到这个政党的存亡兴衰。他坚信，只要行其党纲，培其党德，宏其党风，必能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党，必能造成真正的共和政治，实现国家富强、社会文明进步。

　　注释：

　　（1）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76页。

　　（2）刘泱泱《黄兴思想及活动评述》，邵德门《论黄兴及其政治思想》，赵宗颇《试论黄兴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上均见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杰廷《论民初黄兴的社会主义思想》，萧致治《论黄兴的实业建设思想》，郭汉民《黄兴的“平民政治”思想》，芩生平《论黄兴的民主思想》，彭平一、黄林《黄兴教育思想刍议》，王兴国《黄兴伦理思想述评》等，均见林增平、杨慎之主编《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中国传统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将社会治理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层次，而且这八个层次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系统。如果说格物、致知两层次大致是哲学思想研究的重点，那么，修身、齐家两层次就是社会思想研究的所在。《大学》又说：“自天下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可见，“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序，第9-10页。）

　　（4）薛君度等、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2版，第1页。

　　（5）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页。

　　（6）萧致治：《黄兴评传》，第21页。

　　（7）李云汉：《黄克强先生年谱》，第1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8）陈维纶：《黄克强先生传记》，第23-2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

　　（9）杜元载主编：《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122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