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与“法”之间——黄兴社会治理思想述评(2)

　　孙中山因此称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称黄兴“光明磊落、敝履权势”。“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胡汉民称黄兴“性素敦厚”，“处世接物，则虚衷慎密，转为流辈所弗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平生治已之格言。”（23）黄兴长女黄振华也说：“（黄兴）自幼至壮年，甚有礼貌，孝顺父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喜运动如打拳、打球、钓鱼、打猎，也喜欢下围棋和团体游戏。”（24）章士钊回忆说：“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誶。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任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及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革命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25）

　　同时代的人对黄兴的评说难免有主观色彩和情感投入，但黄兴赋性敦厚，崇礼重德，知行合一的个性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不仅以严于律己、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品格引领群伦，而且还以儒家倡导的礼和德来教化和规训人们的言行，调节和改善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道德教化和礼制规训，或所谓的礼治与徳治，在黄兴这里仍然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二、 人治与法治：社会治理之法

　　礼制规训和道德教化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方式，礼治和德治也一直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热衷讨论的话题。但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的民主与法制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文明进步，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礼治、德治下的人治，甚至直接呼吁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清规戒律，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权观念，在社会治理上全面学习西方，实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26）

　　中国的旧律基本上以伦理法作为制法与执法的依据，这种现象自唐律的制定以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宋、明和清律基本上都是因袭唐律的标准而编纂，改朝换代并没有对法典的编列有革命性的影响。这个源远流长的引德入法、援礼作律的做法，在汉律的制定中已经明显可见。（27）后来的法律，只是沿袭汉唐以来的“以礼立法”的作风而已。这种礼刑合一的制法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也是“儒学法学化”和“法律儒家化”等论辩所以能够兴起的原因。（28）晚清不再以礼制法，不啻是对沿袭两千余年的中国法系的一大否定，也是对儒家倡导的德治与礼治的一大打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沈家本的修律而言，虽然它的范围远大于身体权的维护，而它的初始动机也不是为了身体的解放，但这个为了司法主权而采取的动作，却在实际修法的过程中，将旧有的伦理束身的法律规矩做了一次挑动，使以礼入法的原则不再成为中国法制的主导势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体权利法形式和人道意涵的法律制度。”（29）虽然光绪朝所颁布的宪法大纲充满了皇权至上的论调，但在有关臣民权利义务的条款上，也首次言明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和处罚。这个企图以法律来规约人民身体与意志活动范围的努力，到了民国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观。最明显的是，皇权作为身体的最后统治者的身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共和的平等身体关系，皇族不再成为法外人的身份团体，从总统到平民均处于同一的法律地位。《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身体、居住、迁徙、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都说明个人身体在此时已经走上法律化的路径，不再片面从属于皇权、父权、夫权和家长权的垄断与统治。（30）

　　黄兴虽然早期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其时西学思潮和反满情绪已经波及到他所在的书院，各种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书籍、报刊也成了黄兴课余的读物。他后来回忆说，“两湖书院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大势决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亦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31）因此“课程余暇，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32）在日本弘文书院期间，正是留日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据李书城回忆，“弘文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33）黄兴改名就与他决意革命、振兴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告诉友人：“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大家要知道，我们民族做鞑虏的奴隶牛马，已有了二百余年，我们决不能长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任人随便屠宰。我们要矢志复兴我民族的中华国家。而复兴民族的对象，是要克服强暴的鞑虏，删除鞑虏走狗强暴的官吏，及一切强暴的障碍，还我黄帝子孙的河山。复我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幸福，涤除奴隶牛马的耻辱。我要誓死实现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达到我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34）显然，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不仅对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封建专制下的“人治”和民主政治下的“法治”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民国初年，黄兴在演讲和函件中，多次指出“人治”传统的弊病，公开提倡法治，主张依法治国，用法律保障民权。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黄兴指出：“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为扫专制回复民权之铁证。诚以人权者，即人类自由平等之权能也。世界人类，无论黑白，均欲恢复固有之自由权。美国离英独立宣言，以力争人民自由而流血；人民被治于法治国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故共和立宪政体，以保障民权为前提。南京政府颁布约法，中华民国人民有身体居住之自由，信教之自由，言论出版之自由，此法律保障人民自由之特权，”（35）并强调“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36）“虽职官亦与平民同科……人民乃得法律上之保障，于保护国民权之中，寓尊重国家法权之意，此尤兴一得之愚所愿贡献于新造国家也。”（37）

　　依法治国，用法律保障民权，必须实现立宪法、行宪政。黄兴在国民党上海交通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惟现今最重大者，乃民国宪法问题。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何种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故民国宪法一问题，吾党不能不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若夫宪法起草，拟由各政团先拟草案，将来由国会提出，于法理事实，均无不合。至于吾党自身，则当养成政党的智识道德，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不可轻易主张急进，以违反政党进步之原则。”（38）在致王宠惠书时更指出：“尊著《宪法刍议》虽专窥全豹，其绪论中‘宪法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最为不刊之论。”（39）在1913年为《国民》月刊创刊撰文称：“今者，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建设共和国之第一者，首在制定宪法。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吾党负建设之责任至繁至巨，首先注意宪法，以固国家之基础。善建国者，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宪法作用，实有不倾不拔之性质。”（40）这就表明，黄兴对制定宪法格外重视，对宪法之治也十分期待。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复辟帝制、破坏共和民国体制的严酷现实，使黄兴更加注重宪法之制定和宪法之实施。他说：“今日制定宪法，必须贯彻共和之精神，而首先注意者，应加入‘凡反对国体者，有罪’之一条。在美国，宪法实有此先例。……假使宪法明定反对国体之刑章，则一二好乱之徒不敢擅冒不韪，而一般之人亦罔敢为之附和。此为断除祸根计，为巩固国基计，所万不获已者也。”（41）

　　民国建立后，虽然有了《临时约法》，有了制定宪法的初识和动议，但许多人对民主与自由、礼治与法治等问题，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此，黄兴在不同的场合，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教育，希望新生的民国迅速进入法治的轨道。他说：“吾华立国最古，开化亦最先。制礼乐，敷五教，舜时已然，三代尤盛。吾国数千年文野之分，人禽之界，实在乎此。秦汉以后，学术庞杂，道化凌夷，君主私其国家，个人私其亲族，流毒至数百世。夷狄乘之，国种岌岌！忧时者眷怀世变，疾首痛心，主张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而不学小夫，窃其词不识其义，或矫枉过正，或逾法灭纪。来书所谓假自由不遵法律，藉平等以凌文化，鄙人亦日有所闻。……诸君创办昌明礼教社，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己任，深明匹夫有责之义，是宣布共和来所日夕望而不图得之者也。甚盛！甚盛！”（42）

　　但他对中国人的陋习和缺乏礼教的现象也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中国习俗恶染甚多，如食洋烟，喜缠足，不明公德，不讲卫生之类，志士呼号，已数十年，至今尚未能痛改。而其习惯之善良者，如孝友、睦姻、任鄎之类，或弃之如遗，不惜犯天下之大不韪。比来少年在学校则不师其师，在家庭则不亲其亲。似此行之个人则无道德，行之天下则无秩序。发端甚微，贻祸甚大。孟子所谓猛兽洪水之害，实无逾此。此中国习俗当湔除，当保存之不可不辨别者二也。抑又有进焉者，中外治理各不相眸；大抵中国素以礼治，洋素以法治。吾国制礼，或有失繁重者，不妨改之从同；外国立法，或有因其宗教沿其习俗者，万不可随之立异。本此意以辨其途径，导以从违，酿成善良风俗，庶几在是。”（43）同样，黄兴还对那些以为民主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可以胡作非为的思想认识和极端行为，也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和遣责。在张振武案发生后，黄兴立即致电袁世凯，义正词严地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惧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军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暨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讯，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44）显然，黄兴认为法律就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任何人都不能做违法的事情。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必须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漫无法纪。他说：“共和国者，共和作事，共守和平之谓也。世界各共和国皆得自由平等，然必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今我国人民往往误会自由二字，溢出法律范围之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