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与“法”之间——黄兴社会治理思想述评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一直流行着“孙氏理论、黄氏实行”的说法，以为孙中山纯粹是个思想家，而黄兴则始终是一位实行家。辛亥年间出版的《血书》就认为：“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1）因此在孙中山思想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黄兴思想研究却倍受冷落。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黄兴思想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成绩，但大都集中在黄兴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2）对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

　　诚然，黄兴本人并没有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中国儒家《大学》里的社会治理思想那样富有逻辑性，但我们从他的演讲、函电、诗词、书信和实际行动中，仍然可以看到其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轮廓。概括地说，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礼和法两个层面。先礼后法，礼法并重，法治取代人治，在宪政框架下实行政党政治，是黄兴社会治理思想的中心内容。

　　一、 礼治与德治：社会治理之本

　　中国古代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封闭的没有生人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不需要法律诉讼，不需要彼此设防，人们在熟悉和亲密的关系中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他们比此重然诺、讲信用，重礼教、守规矩，重修养、敦气节，在既定的礼制和规约中共同维系着熟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黄兴就是一位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相对邻近的广东而言，“湖南民性似乎偏于倔强保守。”在黄兴诞生之前十年，为了捍卫儒学传统，矢志扑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抢救清王朝的湖南人就是曾国藩、左宗棠及其统帅的湘军。但是，十九世纪第一批醉心于“西学”的人群中却有许多人籍贯湖南。他们之中最有影响的是魏源、郭嵩焘、曾纪泽。清初许多民族主义思想家也出生于湖南，其中最著名者有王夫之。（4）黄兴的祖辈素有“居身淳谨”、“悬鉴励操”、“力学敦行”、“敦礼践善，在痒有声”、“勤于职守”、“洁己奉公”、“敦气节、重然诺”的美誉，更注意修身立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克勤克俭、邻里和睦。（5）黄兴的祖父虽有军功六品顶戴，从九品职衔，但只有虚衔而无实职。他的父亲当过都总，算是一乡之长，但原则上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员。（6）黄兴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品德的家庭。

　　黄兴小时候就受到较为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5岁开始读《论语》，诵唐诗、背宋词、练书法、对对子，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十四五岁时因家中连遭不幸而失学。但他在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的同时，还利用空闲时间学文习武。为了将来有所作为，他曾自觉地立志修身，并订有《自勉规例》六条：“一、行动必须严守时刻；二、说话必须说到做到；三、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四、处理重要文物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拖他人；五、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六，游戏可以助长思虑，不应饮酒吸烟。”（7）年轻时的黄兴，虽然还没有深刻理解孔孟儒家的社会思想，但在做人做事上已承传了祖德家风，敦礼践善，守约笃行。

　　进入城南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后，黄兴对儒、道、法、墨各家学说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程朱义理之学也有了不少心得。在城南书院学习时，他“着意老庄，尤着意禹墨；注重儒术，但亦注重兵法刑名，而于孙吴兵法阐发尤多。如札记所载，先生认为孙吴诸家所论之理，多与道、儒、墨、法各家学说互相贯通。机智权谋，辅以仁义，训兵用将，威爱兼施等情，更非寻常军人文士所可践履者。其后治军事政事，大率本于诸家之学以及兵法要则而致之用。如于孙子所谓修道得法，上下同欲，亦即于政、军措施，与军民意志之配合，多所致意，俾克大展其兼资文武，造福国民之经纶。”（8）这时的黄兴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采取的是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态度。尤其注重“兵法刑名”。在两湖书院求学阶段，笃志向学，成绩优异，深受院长梁鼎芬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在各科中，对地理和体操尤为重视，认为“不通地理，无以知天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而有为。当时风气初开，每临操，同学中有一、二顽懦者多掉以轻心，甚或以揶揄出之，不欲轻卸蓝衫。……而先生独异是。临操如临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令唯谨，动作无不如度，不稍苟。久之风被全校，顽懦者亦为肃然起敬焉。”（9）从湖南长沙到湖北武昌，学习的内容丰富了，活动的空间扩大了，结交的朋友增多了，但是知礼守约已成为黄兴自我道德修养的基本标准，礼制和规约也内化为黄兴的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礼治的熟人社会。社会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主要依赖于礼制和教化。在孔子看来，“凡人知礼，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贵绝恶于未荫，而起敬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0）也就是说，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儒家之以礼导民，专使人们在平日不知不觉间从细微地方起养成良好的习惯，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健康人格的人。孔子又说：“礼义以为纪，……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11）也就是说，法是恃政治制裁力发生作用，礼则专恃社会制裁力发生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12）儒家确信非养成全国人之合理的习惯，则无政治之可言。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3）就志在劝诫圣君贤相，治民莅事应重在化民成俗。所谓“劳之，束之，医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14）即相信以“自得”之民组织社会，则何施而不可者。事实也是如此，礼治为中国社会曾带来高度的稳定和长期的繁荣。

　　尽管礼治有数不清的流弊，可是礼的基本精神是主动的，它不像法治依靠外在的权利来进行。儒家深信同类意识之感召力至伟且速，谓欲造成何种风俗，惟在上者以身先之而已。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要而论之，儒家之言政治，其唯一目的与唯一手段，不外将国民人格提高。以目的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道德之归宿，在以同情心组成社会，教育之次第，则就各人同情心之最切近最易发动者而浚启之。”（15）

　　黄兴虽然没有象孔孟或历代大儒那样公开谈论礼治社会的构想和礼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没有专门研究社会治理的著述，但从他处理矛盾纠纷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上，仍然不难看出他对儒家礼教和德治怀有尊重崇敬之情，有时甚至相信只要有“无我”和“笃实”的精神，有“大丈夫”敢于冒险犯、勇于担当的品格，就能达到激励同侪、引领群伦、投身革命和建设的目的。1906年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所说的“革命家不可无道德”，就反映了他对道德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道德的重要性不只在于改良社会风俗，还在于它关系到“种族存亡、国家兴灭”。他说：“民国初建，首重纪纲。我中华开化最古，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夙为立国根本，即为法治精神。”在正式发表的电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忠孝等儒家思想观念的理解：“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盖忠孝二字，行之个人则为道德，范围天下则为秩序。……即如此次起义，全体一心，父诏兄勉，前赴后起，复九世之深仇，贻五族以幸福。于民国则为忠，于私家则为孝，是以政治革命、家庭革命诸学说，原为改良政教之起见，初非有悖于忠孝之大原。”（16）在这里，黄兴并未简单认同儒家的忠孝观念，而是结合革命运动和时代精神创造性地将中国与西方、革命与道德统一起来，为政治革命、家庭革命，乃至社会革命服务。在解除南京留守职务时，黄兴更明确表示：“此后之关系，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私情，而在公义。如兴有不忠于国，遗害于民者，愿诸君子以正义责之，兴俯首受罪以谢天下。诸君子之行动，兴苟见以为不合者，亦当勉效忠告。掬此热忱，庶几宏济艰难，共跻福利。”（17）黄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12年5月黄兴得知熊希龄与外国银行团订“货款协定”而损失国权极多时，立即致电熊希龄：“吾辈均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宜稍存意气。而于国家生死关头，尤当审慎，岂得因一时一事办理骤难得于遽萌退志。……兴于公本系至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18）

　　值得称道的是，黄兴在处理党内党外事务时，总是强调道德和操守，总是怀有礼让和敬畏之情。他与孙中山共事10余年，曾先后3次发生龃龉，但每次都以黄兴的退让而告终。（19）尤其是在同盟会内部三次“倒孙风波”中，黄兴从大局出发，尊重孙中山，拥护孙中山，利用个人的见识和威信，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他曾致书胡汉民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20）陶成章、章太炎发动第二次“倒孙风波”时，要刘揆一改组同盟会，推黄兴为总理。黄兴深明大义，坚决反对，并反复强调：“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到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21）黄兴的劝阻和开导，维护了孙中山的地位，也避免了同盟会内部的分裂。1911年10月，黄兴被举为大元帅，但他坚决推辞，并对李书城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22）正是黄兴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名利的淡薄，才换来了革命组织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