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父子的革命之旅(4)

　　在其他天津党政军要人中，有一位是鲁荡平，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六名整理委员之—，天津特别市社会局局长。鲁荡平是湖南长沙人，教育家，曾在北京创办民国大学，与周震鳞在家乡创办过靳江中学。抗日战争时期设立战区联中五校，解决沦陷工数万青年的就学问题，获二等景星勋章、他的兄长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第二军军长、第九路军总指挥等职的鲁涤平。鲁涤平是赵恒惕的旧部，与黄一欧来往不少。黄—欧在天津任职时还由时湖南省主席的何健夫妇主婚．与北大才女彭承祉结婚。

　　黄一欧在天津有—定的背景，但要有所作为也很难。任职期间，他试图施展其改良社会，建立现代都市文明的抱负，关闭妓院，取缔赌场，提倡文明新风，颇有政声。但是，这些举动得罪了天津的地方恶势力，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影响，黄一欧在天津任职—年多后．便辞去了职务。

　　1931年，在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的事件发生之后，孙科也走上了反蒋道路，并与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应孙科的邀请，黄—欧于1931年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政府政务委员。没想到，曾经愤怒地把蒋介石比之为一只“疫鼠”，号召人们尽快将其歼灭的孙科很快就与蒋介石妥协，实现了宁粤合流。

　　黄一欧希望反蒋斗争能取得胜利，对孙科放弃反蒋斗争很不满意，因为这会使很多参加反蒋斗争的朋友遭到残酷报复。为了尽可能地维持局面，黄一欧在宁粤合流后还是1932年出任孙科担任院长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前后任职达十余年。

　　因为父亲的关系和长期从事政治活动，黄一欧与国民党内众多要人有不同程度的渊源，不少人还是很好的朋友。黄—欧为人厚道，可是，他的那些朋友相互之间则总是争来斗去，反复无常，夕为死敌，朝即盟友，正直忠厚的黄一欧为此十分困惑。特别让黄一欧深感绝望的是，在抗日战争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内那些斗红了眼的人，仍然不肯罢手，耍尽花招置对方于死地。他多次辞职，均未批准。1943年．黄—-欧借口养病，向立法院请假．悄悄地从重庆回到湖南湘乡农村岳父母家，和妻子儿女隐居田园。

　　黄—欧隐居后，决计不再过问政治，他曾赋诗自铭：“朝得山中千日醉，酩然直到太平时。”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的国民党人士或者是想利用他的影响，或者是想帮助他，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

　　1948年，黄一欧遇到了—位无法拒绝的人物——程潜。程潜不但是黄兴的老部下，而且是黄—欧四弟黄一球的岳父，1948年7月，程潜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特请黄—欧出山相助，黄—欧面露难色，程潜说：“我请你，你也不来吗?”

　　程潜此时虽统揽湖南军政大权，实际处境则很危险。蒋介石将—批黄埔系的亲信安插在他身边掌握实权，其中李默庵、黄杰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素与程潜不和的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在湖南还有较大势力；特别让程潜感到危险的还有手段毒辣的军统特务，其中军统特务杨继荣被安排为绥署高参，时刻不离程潜左右，以密切监视程潜的—言—行。黄—欧忠诚可靠，经验丰富，而且熟悉各方人物，是程潜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助手。黄一欧实际上只是不想再参与蒋介石之流政治活动，在程潜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之前，他已于1948年3月在长沙秘密参加了刚刚成立两三个月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湖南民革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而努力。于公于私，黄—欧都已经到了站出来的时刻，因此，他同意了程潜的邀请，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并针对当时湖南的形势和状况向程潜提出了九个字：“走不得（走，没有出路），打不得（人民财产、长沙城将毁于一旦），只和得（和，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于黄—欧参与的都是—些高度机密的活动．也由于黄一欧不满意有些人夸大自己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作用，黄—欧对湖南和平解放没有写回忆录，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鲜见于记载。笔者在采访黄一欧的子女黄曼西、黄伟民时问及此事，他们说，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只记得父亲当时很少回家。有时—个多月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主要是担心程潜的安全，陪伴在程潜身边，跟随他在全省各地视察。

　　这时，国民党已经开始逃离大陆。为了减少中共的政治影响，国民党方面已经安排了黄—欧—家去台湾。先是通知黄—欧去领前往台湾的船票，黄一欧置之不理；继而又派人送来了飞机票，黄一欧弃之不用，黄振华要求由她带黄伟民去台湾，黄一欧也不同意。最后，与黄一欧具有同宗关系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亲自登门，准备带黄—欧全家去台湾。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黄伟民出面招待他，告之父亲刚好是前一天陪程潜去了邵阳。

　　除了协助程潜工作外，黄一欧还参加了民革系统的迎解放活动。1949年初，民革中央派程—中、许松圃等回湖南开展地厂工作，黄一欧参加了他们的活动。黄—欧还团结辛亥革命人参加迎解放活动，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解放前夕，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胡国梁曾来长沙找他，说想离开大陆但没有路费。黄—欧对胡国梁说、许多老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唐生智、仇鳌等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劝胡国梁莫走，并建议他去找仇鳌。

　　湖南和平解放后，黄一欧与曹伯闻(后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等职)、邓介松(程潜任主席期间的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后任湖南省副省长等职)等十人被聘任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黄—欧名列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黄—欧先后出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主任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民主人士黄—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对黄—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事迹作了简要介绍：

　　黄—欧“积极参加建国后各项改革和运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61年10月赴北京出席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捐献了辛亥革命的珍贵文物。以后积极撰写有关黄兴和辛亥革命的回忆录。”

　　“‘文革’动乱，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例行逆施深为不满，并有所抵制和斗争。‘文化大革命’后，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为完成祖国统—大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年近九十的黄—欧于1980年10月奋力完成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辛亥杂忆》。

　　《辛亥杂忆》中特别记述了他和父亲与宫崎家的往事，并为此生再也不能前往日本探访位于东京鹤见总持寺的“黄君克强之碑”和瞻仰纪念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的“文虎社”而深表遗憾。

　　黄—欧先生的一生可谓沧海桑田，备尝艰辛，赤城报国，矢志不渝。让先生和他的家人感到欣慰的是，从辛亥革命到建立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路，黄一欧先生终于亲眼看见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化为东方大地喷薄而出的曙光，安度晚年，—享太平，并将余生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