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父子的革命之旅(2)

　　在反袁运动中，黄一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了解日本的外交动态。黄兴在致张孝准的信中明确指示：“日本近日真意如何，能探得否?可要一欧探问宫崎。”根据父亲的指示，黄—欧通过宫崎寅藏的关系多次拜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藤田，从中，得到了暗中支持反袁运动的承诺。其后又由黄兴担保(张孝准代表黄兴签字)．日方出借两百万日元给云南方面作反袁军费。

　　当时，反袁阵营情况复杂，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形成的各种派系，立宪派与革命派、国民党与进步党、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还有地方实力派中的甲派、乙派、丙派。他们之间的历史恩怨、意见分歧和利害关系，对反袁斗争干扰颇大。在这种背景下，与各方关系良好的黄兴对促进反袁各派实现大联合，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唐继尧唯恐蔡锷回云南夺去他的都督职务，黄兴亲笔致信疏通，并派李烈钧、熊克武等人当面解释．还带了一百箱现洋到云南作军费，从而使唐继尧成为护国战争中的主要领袖人物之—。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黄兴及欧事研究会在进步党公开表示反对帝制后便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使两派在护国运动的高潮中达到了亲密合作的程度。实现反袁势力大联合，有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黄—欧作为黄兴的代表，在其中承担起了相当重要的责任，其中最至关紧要的是协调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与各派的关系。由于双方的策略方针和办事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事前没有告知孙中山，事发后也没有及时向孙中通报。因此，当云南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云南事件并非民党发动，与彼等无关，”张孝准见报后十分担忧，认为这会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云南起义的看法，便委托黄一欧去与孙中山商淡，黄—欧前往孙中山寓所，当面向孙中山汇报了云南起义的有关情况，并委婉地指出：“先生对日本报界发表这样的谈话。很容易引起外间的误解，产生不良影响。”孙中山沉默不语，一时气氛有些紧张。黄一欧见此急忙转移话题，才使气氛缓和下来。从此，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方面，再也没有过发表不利于云南起义及各省独立反袁的言论。其后。黄—欧在日本多次谒见孙中山，为其传递各种信息。 1916年5月，孙中山公开通电赞同反袁独立省份提出的“不分党派、省派”联合袁的主张，并通知田桐、居正、朱执信等中华革命党领导人，“—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还与各派一样悬挂五色旗，从而实现了反袁各主要派别的大联合。

　　黄兴决定回国后，黄一欧根据父亲的指示先行回到上海作准备。在沪期间，黄—欧曾代表黄兴前往码头迎接由川至沪治病的蔡锷。

　　这样，已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刻苦学习两年的黄一欧又锻炼成为—个政治活动家。对此，黄一欧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但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与他同批去美国留学的任鸿隽、杨杏佛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并刨办《科学》杂志，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思潮的兴起和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黄一欧还特别希望没有机会读大学，更没有机会留学的子女能有机会读大学和留学。由此看来．黄—欧对自己未能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还是深以为憾的。

　　黄一欧虽然成为政治活动家，但黄兴仍坚持不让他当官。护国运动胜利后，大总统黎元洪任命黄一欧为总统府少将侍卫武官，黄兴严嘱黄—欧不要理会。黄兴认为，黎元洪之类“老官僚猜忌太深，与其接近惹起政潮，不若远离．尚可有—二挽救之法”。

　　护国运动结束后，黄一欧就—直有护侍重病在身的黄兴，继而料理父亲的丧事，前后大半年来参与政事。

　　黄兴逝世后，黄—欧计划将主要精力投入办实业，并与张孝准(时任湖南榷运局局长)、谢国光等人合伙创办了古河企业公司。开始在湘南开采铜矿。

　　黄一欧不想卷入政治风波之中。但强烈的责任心和特殊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使他很难完全脱离政治活动。

　　1917年7月。张勋将黎元洪这个有名无实的大总统赶下台．拥戴清帝溥仪复辟，皖系军阀段棋瑞又出兵终止这场闹剧，把持中央政府。孙中山南下广东．树起护法大旗．被推选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南北再次公开对立。

　　为了控制湖南这—南北交通要道。段棋瑞于1917年8月命其心腹傅良佐代替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北洋军阀势力再次进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于9月13日分别宣布零陵独立和衡阳独立，并联名通电宣告湖南自主。

　　刘建藩是黄兴的忠诚部属和黄一欧的好友，曾任南京第八师骑兵团团长。黄兴逝世后．刘建藩代表湖南省政府分别在上海和长沙办理黄兴丧事，极其尽心，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和周密，让黄家大为感动。在刘建藩的鼓动下。黄一欧于1917年9月北上北京，以感谢中央政府同葬黄兴为名，联络各方，配合湘军驱逐北洋军阀傅良佐。黄—欧在北京联络湖南籍的要人周渤(段棋瑞幕僚)、郑沅、陈嘉言(两人均系久居北京的老翰林)、王文豹(后任段棋瑞政府司法部次长)等人．召集旅京湖南人士开会，联名上书段棋瑞政府，请求暂缓进兵湖南。同时，黄—欧还走访刚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王芝祥，王芝祥表示愿为湖南战事调停，尽管这些活动无法制止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但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

　　10月1日，段棋瑞下令“出师剿灭”南方军队。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程潜为总司令。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位于衡山、衡阳之间的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黄一欧见战事已起．匆匆赶回湖南应变。他与左霖苍(商会会长)、张孝准、彭兆璜(省议会议长)等人联络省会各界苦心维持，电请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早日进省主持大计。 11月20日，护法军进入长沙。桂系大将谭浩明为湘桂联军总司令，程潜为湘军总司令兼省长。黄—欧出任湘省铁路警备司令、零陵镇守使署高等顾问等职务。

　　1918年元月，南北战争在岳阳重新打响。初期，湘军获胜，并于1月27日占领了岳阳县城。2月初，随着北洋军队的大举进入．前线湘军的形势紧张起来。刘建藩委托黄一欧回长沙求援。

　　黄—欧于3月初从前线回到长沙，在湘桂联军总部会见了联军总司令桂系军阀大将谭浩明。谭浩明设宴隆重招待黄一欧，但所用礼节全为旧官场那一套，说话不着边际，对黄一欧的求援，漫不经心，敷衍塞责。黄—欧大为失望，只好另谋良策。

　　不久，张敬尧部占领长沙。1918年4月3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成为继汤芗铭、傅良佐之后统治湖南的第三位北洋系的军人。抵抗北洋军阀入湘的斗争失败后，黄一欧应胡汉民之邀请前往广州，参加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东中华民国军政府。不久，孙中山在旧桂系的压迫下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黄—欧也随之到了上海，后于1919年秋回到长沙。

　　黄—欧于1919年秋回到长沙时，湖南正在发生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并且于1920年6月成功地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其后，谭延闿重掌湖南政权。

　　谭延闿不是革命派，但与黄兴私交甚深，黄—欧也一直视他为长辈，不便出面争取或推翻谭延闿。因此，黄一欧把工作重点放在时任湘军总指挥、湘军第一师师长的赵恒惕身上。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赵恒惕以旅长身份率桂军援宁，所部甚为黄兴所重，护国运动期间，黄兴计划建立—个军的军队，拟安排赵恒惕任旅长。黄—欧在南京京临时政府期间开始与赵恒惕交往，“彼此过从很密”。奉命回湘运动后，黄—欧与赵恒惕“时常会面．相处甚融洽”。大约每两三天就聚一次，地点或者是在赵宅，或者是在赵的老同学原湘西镇守使田风丹家，经常参加聚会的有赵部门第一旅旅长宋鹤庚、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和胡雨屏等人。

　　1920年11月13日，驻平江的程潜旧部以闹饷为名，杀了谭延闿的亲信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推举营长于应祥为代理司令，宣布独立。11月22日，李仲麟、张振武、郭步高、于应祥、张智等军人联名通电，要求谭延闿去职，张振武还将部队开到长沙北门外驻扎。赵恒惕及其部队对这些行动不闻不问，谭延闿见大势已去，只好于11月23日在军政会议上请求解职，并请赵恒惕接替他的湘军总司令职务，省长则另由议会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