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4)

　　许宝蘅日记对于民初政府机构及官衙转迁及袁世凯的生活起居情况的反映，多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 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 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 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以往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时期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 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 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 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民国四年）的10月10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所谓的“洪宪元年”）1月1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须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这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 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 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

　　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保龄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反倒对逝者有几分敬仰之意：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按，指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的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来参加了丁巳复辟，又追随逊帝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