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2)

　　二 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 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即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月十二日（1月3日） 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 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10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做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忧离职。宣统三年，在官制改革中，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这年六月许氏服满，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本职。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与三年前相比，政局大变，令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即那桐）、徐相（即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的发生，朝局动荡不已。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氏为总理大臣。这时，袁世凯看到已暂时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其他文献鲜有记载。对此，许氏所记非常珍贵：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 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14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终结，召见大臣商议国事的清代定制，顷刻间便瓦解了。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的仪节，也到此为止了。

　　有关摄政王办理政事的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15

　　但是，时隔三年，袁世凯任总理大臣后，情况完全改变。辛亥年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档，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16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十月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本质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 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