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今人了解历史的细微之处。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1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2在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参考。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引见时提交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著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3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其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 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 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4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5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从许氏日记看，这一时期张氏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彥（崧生）、张望杞（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畬（凌霨）、许同莘（溯伊）、杨仪曾（熊祥）等人，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6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透露出袁世凯对他也有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军机章京最后复试时，张之洞并未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受到张的欣赏，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7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8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9 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戊戌康案和庚子唐才常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