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3)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 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馀。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予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 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北洋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一些言论，颇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17

　　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馀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18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一向怯懦的隆裕也不禁对庆王大加责难。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1月25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议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2月2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 19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势力纷纷介入，各地局势复杂多变，一切都变得诡谲莫测。面对这种局势，一生崇尚功利的袁世凯大耍政治手腕，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威胁、镇压南方革命党人；一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重权；最终软硬兼施，逼迫清室退位，又从革命党人手中换取民国大总统的职位，成为这场博弈的大赢家。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残局已无可收拾。这无疑为袁世凯因势利导，获取最大政治收益带来了机会。一代枭雄也要天赐良机。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即有所反映：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 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 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人民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让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的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他内心不安的真情。当时形势瞬间万变，袁总理苦于应对，心力疲惫，他向一位比较亲近的属下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事。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情。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缘委，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实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 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 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邦平）、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完成了新旧交替。许氏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观点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于幕后策划的。但是，结合多种文献综合考订，这种说法可能需要重新讨论。22与其说袁氏制造了这起事件，不如说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起事件。至少从许宝蘅的记载看，当时谣言盛行可能与诱发士兵哗变有直接原因。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因袁世凯陆续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廿一日（7月5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聘德清俞陛云之女为继室，请同僚阮忠枢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仍未允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才准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