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3)

　　到了1904年，张謇为推动立宪的实现，不得不与已经绝交20余年的袁世凯重新订交。[37]张謇也深知，袁世凯虽然表面上“言必称立宪”，但是其内心对立宪是持保留态度的。袁世凯之所以在立宪问题上与张謇周旋，不过是把张謇作为他“政治棋盘上的一着备用的棋”。[38]因为张謇作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素有人望，具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与张謇合作，显然是于袁有利的。对此，张謇也是心知肚明。1905年12月25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持两可，会八月廿六日车站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六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复延宕至三月之久。徐入政府，袁所荐也，闻于此事不甚附袁。既又留徐、绍，而易以尚其享、李盛铎佐泽公西行。李颇有自命为宪政党之意，亦时时示异于袁，盖善占气候人也。[39]

　　张謇的主要身份是绅商，他的立宪主张及其与袁世凯的合作动机，都是希望以最小的政治变革代价，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固。只有这样，才能维系绅士集团的最大利益诉求。而要推动立宪的实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位高权重，自然当属张謇联络的重点对象。到了1911年，清廷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张謇在东南地方的实业也是日益做大，并成为东南绅士集团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1911年6月张謇在东南士绅朋友的劝说下，进京探查朝廷动向，寻求政治帮助。在进京途中，张謇特意绕道河南彰德（安阳），拜会袁世凯，此即著名的“洹上密谈”。

　　主动发起此次密谈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张謇。张謇本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对于拜见袁世凯一事，起初是非常不情愿的。只是在雷奋、杨廷栋、刘厚生等心腹好友的极力建议下，张謇才决定拜访袁世凯，与其沟通时局意见，以为即将可能发生的天下大乱，未雨绸缪。其中，雷奋的建议彻底说服了张謇。雷奋对张謇忠告说：

　　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40]

　　议定之后，张謇在1911年6月6日特意致电袁世凯：“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41] 1911年6月7日下午5时，专车行抵彰德，袁世凯安排副官带领轿子，在车站恭候张謇。随后，张謇乘轿至袁世凯的洹上村，与袁世凯会谈。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张謇的日记有简单记载：“访袁慰廷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42] 仅就日记显示，张謇与袁世凯讨论了“治理淮河”的国家大事。袁世凯对治淮的态度，让张謇对其刮目相看，认为其有“天下为公”的胸襟与气度。需要注意的是，张謇日记中记载的绝非二人会谈内容的全部。换言之，两人更机密的谈话是没有被张謇写入日记的。当晚12时，张謇回到车站火车中休息。而孟森等人一直在等候着张謇回来，见面后，张謇笑着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43] 据此，可以肯定张袁二人的洹上密谈，至少产生两个结果：其一是张謇与袁世凯消除了昔日宿怨，为深入的政治合作开启了良好的开端；其二是张、袁对于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默契。[44]因为，张謇知道清廷已经无法驾驭全国的局势，而能确保时局稳定的非袁世凯莫属。

　　“洹上密谈”之后，张謇直赴京师。他在6月10日致电袁世凯，既是感谢袁世凯的盛情款待，也流露出对二人密谈所达成的共识的满意之情。张謇在电文中写道：“日昨谒奉光尘，感卅载之沧桑，快一夕之情话。夜分遽别，慨系横生，积愫离悰，仍兹轸结。濒行承筐之惠，具纫高谊，知非寻常投赠之文，弥极旧雨绸缪之雅。京师已十四年不到，此来虽被商界公推，事有专注，然有不可省之周旋，车马衣冠亦殊无谓，何况人民、城郭均有无限之悲思也。”[45]张謇这封电报主要是谈“洹上密谈”之后的感想，当然也有借此与袁世凯“套近乎”的考虑。果然，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感慨万千，立即于6月13日给张謇写了一封回信，说：“州年阔别，猥辱顾存，快倾积愫。荒村僻远，简慢多般，至深歉仄，顷诵惠毕，敬审吉抵京师……雅貺光绪朝海关贸易比较表，纵览一过。窃以国家富强，基于实业。公家既多忽视此事，商民又安于固陋，不求新知。惟我公洞烛几先。十数年来，倡导不遗余力。几经困难，使得为实业界一放光明。伟尤毅力，讵他人所可及乎。”[46] 张、袁之间的这次函电往来，但从字面上看，可谓是情真意切。洹上密谈之后，二人情感上的共鸣及其对诸多国事达成的共识，为张謇所代表的东南立宪派与袁世凯的北洋派合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911年6月8日，张謇抵达北京。从其在北京的社交活动看，即可发现张謇与北洋派在京要人的往来密切，非同寻常。6月12日，张謇专门谒见了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北洋派灵魂人物徐世昌。6月17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北洋派的重要谋士阮忠枢宴请张謇。6月20日，徐世昌宴请张謇。[47] 在京期间，北洋派人物徐世昌等人与立宪派领袖张謇的频繁往来，当然不能视为寻常的社交应酬。张謇此次进京，表面上看是代表上海、广东、天津和湖北四地的商业公会而来，寻求清廷对“中美商业合作”事业的支持；[48]而其秘密使命则是趁机“视察中枢情形，以决定各省咨议局对于国是应采取的态度”。[49]

　　在京期间，摄政王载沣还专门接见了张謇，待若上宾。晚清皇室贵族对张謇的异常热情，说明清廷也想借助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的支持。因为东南士绅集团是地方社会的优秀分子，“的确能有领导当时一般社会的能力”。[50] 尽管科举制早在1905年就废除了，但士绅集团的影响力依然健在。[51]科举制不过是将传统的“官－绅－民”的稳定结构打破，但在地方层面，“绅－民”之间的关系依旧。譬如，张謇所代表的地方士绅集团在维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仍具有很强的通融能力。而晚清皇室贵族和北洋派所看重的，正是绅士集团的这一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

　　结语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与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派之间的政治合作。这一表述背后的价值预设是，更加强调武昌起义对辛亥年间中国时局所造成的“突变性影响”。反过来，也就是忽略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正常”的历史演变力量。这方面，最经典的描述首推台湾学者张朋园的观点，他说：“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计划拥袁以收拾政局，是在惜阴堂决定的”。[52] 实际上，如本文所言，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的“洹上密谈”，及其后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的多次沟通，已经预示着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绅士集团合作的开始。而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不过是此前双方合作的自然结果。长期以来，武昌起义对辛亥鼎革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典范历史”。在此典范历史记忆的影响下，学者们在考察这段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去强调武昌起义对辛亥政局的影响，从而忽略了起义之前朝廷各方政治集团的分散与聚合。对于北洋派与立宪派的早先的政治合作及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进一步政治结盟活动，也当作如是观。

　　简言之，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而对这一权势格局起到稳定作用的，就是袁世凯。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现实已经成为清廷朝野上下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具有洋权、绅权和军权背景的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从而使得隐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成为朝野各方所关注的公共人物。洞悉时局内情的袁世凯深知他出山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又不便于发表公开的言论，表明其明确的政治主张。故而，袁世凯巧妙地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将他与三哥袁世廉的“洹上垂钓”合影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通过这一无声的图像暗示，袁世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于政争之外的公共形象，并向外界传递了他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真可谓，一举两得，深得其妙。

　　注释：

　　[1] 本文是复旦大学2016年文科专项基金资助课题“空间政治：近代中国的上海”之阶段性成果。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第3册，文集之二十五（上），1989年，第107页。

　　[3]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1910年5月，未刊书信，中华书局藏。转引自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册，第761页。

　　[4]北京市档案馆编： 《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下册，第688页。

　　[5]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册，第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