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2)

　　袁世凯本人对于此次公众形象的塑造，也是自鸣得意的。几年之后，已经稳居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回忆起清末洹上村的隐居生活时，自署《洹上渔翁》，在其“跋”中写道：“余于巳酉、庚戌岁，养疴安阳。负郭辟园，尚饶佳趣，命名曰养寿。策杖弄舟，游观自得，宁静旷远，有足乐者。辛亥改政，暂弃林泉，勉膺大任，四年于是，日不计暇。追怀洹水，时复迥然。因检旧有摄景16帧，重治一册，偶加披览。傥国基底定，付托得人，或可躬历以偿，优游之愿尔。”[14] 凡事皆有因果。自然，人们要追问，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究竟依靠何种关系而得以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

　　袁世凯远在河南彰德，而经手办理刊登照片事宜的人，必然是袁世凯在上海的得力亲信。虽然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证实是何人经手此事，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袁世凯的关系网进行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当时在上海身居要职，且与袁世凯有至交关系的人，首推时任江海关道蔡乃煌。此人精明能干，是袁世凯的心腹，尤其对于摄影照片等新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07年丁未政潮期间，蔡乃煌就负责伪造康梁师徒与岑春煊的合影，协助袁世凯打倒其政敌岑春煊。[15] 此前，蔡乃煌还担任上海道，利用职务之便，他与上海各方势力都有往来。[16] 作为江海关道，蔡乃煌与南通实业家、东南立宪派领袖张謇或多或少地也有业务上的往来。张謇因生意上的需要，对“海关贸易数据”非常重视，[17]而上海方面对海关贸易详情最了解的，自然非江海关道蔡乃煌莫属。张謇手下有一个重要心腹，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孟森。此前不久，孟森还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孟森对《东方杂志》进行重大改革，使《东方杂志》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一个喉舌。[18] 大约是通过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在其心腹蔡乃煌的运作之下，通过张謇的心腹孟森的介绍，如愿以偿地刊登在《东方杂志》上。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更可靠的说法还有待新史料的发现，方可证明。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即《东方杂志》与张謇为首的东南立宪派关系密切。而北洋派领袖袁世凯的照片竟然刊登在具有立宪派背景的《东方杂志》上，这预示着袁世凯的北洋派与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似乎还有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密切合作关系。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北洋派与立宪派的携手反映了清廷新的权势格局的演变。在这一新的权势格局下，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是否“复出”，早已成为朝廷各方关注的焦点所在。

　　二、呼之欲出：朝野内外聚焦袁世凯

　　1911年5月，皇族内阁一出笼，就立即遭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让政治阅历匮乏的摄政王载沣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但是，摄政王载沣的政治“困境”，却成为袁世凯东山再起的“契机”。此时，担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为徐世昌，而徐氏与袁世凯有莫逆之交。随后，徐世昌开始暗中运作袁世凯出山的事宜。与载沣不同，徐世昌城府极深，是一位精明的政坛老手。对于袁世凯复出事宜，徐世昌采用了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策略。首先，他在1911年5月8日，就拟“具疏恳辞”。[19]与此同时，奕劻和那桐也都“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同日，上谕发布“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各奏恳请收回成命等折，所请著毋庸议”。[20] 5月12日，徐世昌偕同那桐，一起“具折谢恩”。[21] 实际上，这道“谢恩折”不过是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而借此机会向摄政王载沣施压，迫使他同意袁世凯出山，才是其真意。考虑到立宪派此时对皇族内阁的坚决抵制，而皇族内阁中三位领袖人物奕劻、那桐和徐世昌也趁机“辞职”，从而对摄政王载沣构成内外夹攻的局势。

　　此时，奕劻名义上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屈居第二。但奕劻因年老多病，故而贪婪成性的那桐在皇族内阁中实际扮演了关键角色。再者，奕劻与那桐早已被袁世凯所收买，他们与袁世凯的贿赂关系在晚清朝野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2] 因此，徐世昌轻易地与奕劻、那桐达成共识，就是“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23] 为了不引起皇族的猜忌，徐世昌运动那桐，由其领衔上奏载沣，请求袁世凯出山。其奏折写道，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口交推，仰恳圣恩，悉予起用”。[24] 只是，当时各省还没有发生类似武昌起义的暴乱，摄政王载沣还没有感受到“非袁出山”不可的危局压力，故而他对那桐等人的奏折不置可否，但也未加申斥。

　　徐世昌本是袁世凯一手提携起来的私党，他不遗余力地运动皇亲贵族奕劻和那桐，密谋启用袁世凯，当然有朋党结援之嫌疑。但是，一些与袁世凯北洋派并无深交的地方督抚此时也上奏清廷，建议启用袁世凯，则说明袁氏复出的呼声不纯粹是派系利益的角逐，更多的是处于时势所迫。早在1911年1月初，东三省总督锡良和云贵总督李经羲就上奏清廷，“启用袁世凯，以孚众望”。[25] 其后，山东和云南等省的京官，也屡次会议，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启用之后的去向，多数人主张将袁氏简任为“边防全权专使为最宜”。[26] 这些京官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附和了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意见。因为，此时的边疆危机日益凸显。在东北，有中俄条约交涉；在云南，则有中英片马交涉。与英俄两国的外交谈判，让李经羲和锡良穷于应付。在此困窘之下，李经羲甚至提出让袁世凯接替他的云贵总督职位，而他本人甘愿自任“勘界大臣”。[27] 日益严重的边防危机，让摄政王载沣不得不慎重考虑起用袁世凯的问题。据报道，摄政王在5月底关于外交边防政策的内阁会议中，对起用袁世凯和岑春煊一事，加以考虑。[28]

　　此时，清朝皇族中极力反对起用袁世凯的为度支大臣载泽。针对朝臣中起用袁世凯的呼声，载泽在隆裕太后面前力排袁世凯，并说：“切不可令入内阁，致有类引虎自卫。”[29]载泽的这番言论，是阻挠袁世凯出山的重要因素。此外，朝臣中支持袁世凯出山的理由，也主要是“外交与边防危机”，但这些“外患”毕竟不是“内忧”。故而，让清廷对于朝局的未来，尚存侥幸之心。1911年5月，负责中俄修约交涉的驻外公使陆征祥在觐见摄政王载沣时，趁机剀切陈词，推荐袁世凯，说他“办事干练，识力坚卓”，可以肩负外交重任；但是，陆氏这番言论也仅仅是让摄政王载沣“有所动心”而已。[30] 不过，陆征祥是以驻外公使的身份向摄政王传达了起用袁世凯，应付外患的重要性。陆氏的建议隐约地表达了晚清时期“洋权”对“皇权”的制约与束缚。换言之，此时的“洋权”已经成为晚清帝国一个新的权势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清廷重要人事任免。如著名学者吴晗所言，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签订诸多屈辱条约以后，“皇权动摇，洋权日盛，对皇权的自卑被洋人所代替，结果是洋权控制了皇权”。[31]

　　简言之，在1911年上半年，清廷内部曾就“启用袁世凯”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中，支持派的理由主要是外交与边防危机，其代表人物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东三省总督锡良；至于袁世凯在朝廷中的“死党”，如徐世昌、奕劻与那桐等人也是暗中运作袁世凯出山的主力，但他们密谋起用袁世凯的理由，除了日益严重的时局因素，就是强调袁世凯的才干如何胜任之类；反对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皇族中的少壮派、度支大臣载泽。他主要是从狭隘的满汉种族矛盾的立场出发，去防范袁世凯出山，以防不测。在这场辩论的历史语境下，日益凸显的是“洋权”作为一个新的权势力量影响着清廷对袁世凯复出命运的抉择。

　　与此同时，清廷内部围绕袁世凯出山问题的讨论，也引起国内重要媒体如《申报》的关注与报道。在《申报》为代表的中外媒体的连续报道下，此时隐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媒体的介入，在客观上也促使袁世凯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应该以某种形式来回应外界的关注。

　　于是，袁世凯利用最新的外国摄影技术，将他的“洹上渔翁”照片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塑造出一个超然于政争，但有拥有无形影响力的公众形象。然而，“洹上渔翁”形象的塑造不过是袁世凯博取清誉的一个迷人假象，他真正的目的还是利用清廷内忧外患的困境，伺机东山再起。于是，袁世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此期间，他与张謇为首的立宪派进行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结盟，以应对时局的突变。

　　三、洹上密谈：晚清军权与绅权的结盟

　　1911年5月出笼的“皇族内阁”让全国的立宪派失望至极。其中，东南立宪派的领袖、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在“忠君”和“忠国”的选择上，其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观念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32] 在此危机时刻，状元出身的立宪派领袖张謇与北洋派领袖袁世凯的政治结盟，深刻地影响了清王朝的命运。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如果说北洋派的大本营直隶是北方政治的活动中心，南方便是东南立宪派的大本营江苏省，而且该省为全国经济重镇，“若能加以控制，往往有左右全局之势”。[33] 拥有显赫的绅士功名的张謇不仅是江苏省立宪派的领袖，也是全国立宪派的风云人物，几乎有一半的全国立宪派都惟其马首是瞻。[34]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与张謇的政治合作确实象征着辛亥鼎革之际晚清军权与绅权的悄然结盟。不过，今人应从动态的角度去审视袁世凯北洋派与张謇立宪派的合作，只是袁、张二人“洹上密谈”的政治合作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毋庸置疑，张謇是晚清东南绅士集团的领袖。张謇所领导的江苏省咨议局其实就是东南绅士活动的政治舞台，代表着东南士绅集团的政治利益。袁世凯出身淮军旧部，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是清廷最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尽管袁世凯自1909年1月就回籍养疴，但北洋旧部将领如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一直效忠于袁世凯，奉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的精神领袖。当1911年春，清廷朝野各方为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争执不休时，东南绅士集团的领袖张謇开始寻求与袁世凯的政治合作，从而拉开了晚清北洋新军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的帷幕。这一次政治合作，奠定了北洋军阀时期“军绅政权”的权力格局。[35]

　　有时历史总是如此地巧合。纵观袁世凯与张謇的交往历史，不难发现他们二人的分分合合与晚清政府跌宕起伏的命运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早在1880年代初，袁世凯与张謇相识于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部下。彼时，张謇还一度担任袁世凯的家庭教师，辅导袁世凯参加科举考试，故而二人有“师生之谊”。其后，张謇、袁世凯随同吴长庆的军队入朝平乱。再其后，袁世凯改换门庭，投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对其昔日的恩主吴长庆，则弃之不顾。因此之故，张謇与袁世凯绝交。[36] 其后，二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袁世凯在晚清晚场一路扶摇直上，辛丑之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袁世凯与军机处的实权人物荣禄、奕劻深相接纳，成为影响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謇则远离京师，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袁张二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