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

辛亥革命网 2016-09-05 09:32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作者:马建标 查看: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

  辛亥年(1911年)是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的末日时刻。这一年,清王朝的最后统治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对时局敏感的政治家已经预感到清王朝的覆灭为时不远。此前一年,梁启超在1910年7月抨击清政府阻挠开设国会时,毫不讳言地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2] 同年5月,梁启超在给其弟弟梁启勋的私信中,也承认清廷大势已去,他说:“大约此数月之内,萧蔷之变必作,而各省一切物价,腾涌如沸,举国人民无所得食,殆皆饿死。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3] 梁启超在公私不同场合发表上述预言时,正值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之际。

  但是到1911年春,国会请愿运动宣告失败,加剧了立宪派与清廷的离心倾向。也就是在此关头,清廷为了敷衍立宪派的宪政理想,在5月8日发布谕旨,宣布裁撤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同时,发布“内阁官制”,以及新的内阁名单。[4] 这个新内阁中,总共13人,汉人只有4名,满人竟然占了9名,故而人称“皇族内阁”。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对此作出两项决议:一是要求废除皇族内阁,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二是针对外患相逼,提议编练备补兵,保家卫国。[5] 这两项决议,意味着立宪派与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的政治矛盾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

  清王朝的政治命运危在旦夕。在此关头,已经在河南彰德“养疴”两年有余的袁世凯重新成为朝野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人物。在近代史上,袁世凯那张著名的“洹上渔翁”的公众形象也是在此危急时刻呈现公众眼前。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袁世凯这一公众形象的塑造过程及其所预示的新的权势格局,并申论武昌起义前袁世凯与清廷之关系。[6]

  一、洹上渔翁:一个公众形象的塑造

养疴中之袁慰廷尚书

  1911年6月中旬,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刊登了一副特别的“插图”。图的标题是《养疴中之袁慰廷尚书》。图片显示,船上有两人,一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坐在船头;另一人头戴斗笠,执篙,立于船尾。《东方杂志》还对照片人物加以说明:垂钓者为“尚书”(指袁世凯);执篙者,尚书之介弟也。但是,《东方杂志》把图中的两个人物姓名弄混淆了。实际上,执篙者为袁世凯,而垂钓者为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7]

  这张照片在《东方杂志》刊登之后,袁世凯的“洹上渔翁”形象立即跃然纸上,广为流传,成为风靡一时的公众形象。但是,史学界对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却是判断有误。专门研究袁世凯的学者张华腾考证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11年。[8] 但是,根据最新公布的材料,可知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应拍摄于1910年冬季某日,但绝不是1911年。因为,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去世日期是1910年12月31日。关于袁世廉的具体去世日期,袁世凯在1911年1月2日给甘肃提督张勋的信中,写得很明白:“月晦,忽遭三先兄之变。感家运之多艰,怆孔怀而增痛。”[9] 这里的“月晦”,是指1910年阴历11月的最后一日,即公历1910年12月31日。这则史料证明,袁世凯兄弟的“洹上渔翁照合影”,决不是拍摄于1911年,而是在此之前。

  袁世廉生前担任徐州兵备道,但因身体多病,无法处理公务。袁世凯遂派他的儿子袁克文将袁世廉接到河南彰德洹上村养寿园。[10] 袁世廉抵达彰德养寿园的具体日期是1909年9月8日晚。五天后,袁世凯在给直隶总督端方的信中,透露了袁世廉抵达洹上村的日期:“廿四日晚,家三兄抵彰,精神尚清楚,惟左手足疼痛,不便行动,幸非麻木不仁之症,可望治痊。述及厚爱,感深刻骨。”[11] 直隶总督端方是徐州兵备道袁世廉的上级领导,他准许袁世廉回家休养,故而袁世凯去信表示感激之情。从1909年9月8日到1910年12月31日,袁世廉与袁世凯兄弟一直都生活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养寿园。期间,袁世凯聘请法国名医梅尼,令其常住养寿园,为袁世廉治病。根据亲历者袁克文的回忆,“先伯调治逾年,几健若常人矣。一日泛小舟于汇流池,先伯戴笠披蓑危坐其中,先公则执楫立于后,使克文以镜摄之”。[12] 袁克文这段回忆文字,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这张“洹上渔翁合影”拍摄于袁世廉来到洹上村的一年之后,此即1910年的冬天;其二,拍摄者为袁克文本人,增加了记忆的真实性。据此,可以断言,袁氏兄弟的“洹上渔翁”合影是由袁克文拍摄于1910年冬季某日。

  既然照片拍摄于1910年底,为何要等到1911年6月中旬才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的插图上?根据袁克文的回忆,照片拍好之后,洗印几百张,分送“戚友”。[13] 晚清时期,名人之间相互赠送照片,业已成为时尚。但是,袁世凯要将其半年前的旧照刊登在《东方杂志》这样的著名刊物上,以博取舆论关注,显然是别具深意。如前所言,要理解袁世凯“洹上渔翁”照此时公布于世的隐衷,当然不能忽略1911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在清廷朝局中所面临的微妙处境。此时,清廷内部针对袁世凯是否“起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公共话题。但是,以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度支大臣载泽为首的满清皇族对于袁世凯的起用,仍然心存疑虑。洞察时局的袁世凯深知,他的出山时机尚未成熟,适时地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他的“洹上渔翁”照,营造一个息影林泉,逍遥于江湖、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公众形象”。一图胜百言!这张照片以无声的图像暗示,为袁世凯向外界传达出一个政治信号:表面上超然物外,实际上却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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