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3)

　　这次研究高潮率先并集中出现在南京史学界。他们成立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或由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大学联合组成课题组，广泛征集档案、报刊、图书、旧图片、旧影片等资料，并普查和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重要历史见证人，获得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从 １９８５年起开始出版各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研究书籍，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编者单位１９８５年内部发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包括日军侵占南京、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罪行、中外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战犯三部分）；朱成山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１２）———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版）；张宪文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７２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版）；张伯兴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３０卷 （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版）。

　　章先生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开始于１９８８年，正值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高潮之时，但他并非迎合这一潮流而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偶然的机遇，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美国发掘出新资料而展开别具一格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有别于南京学者的研究途径。是年，先生赴美国开会，乘便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调查有关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历史档案的收藏情况，原本为教会大学史研究寻找资料，却意外发现了美国在华传教士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贝德士文献。

　　贝德士文献是一种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因而立即引起了章先生的高度重视，并不惜暂时搁置原有的研究计划，对贝德士文献中的南京大屠杀资料进行彻底研究。贝德士是一位出生于美国俄亥阿州一个学者家庭的历史学者，其父是一位新教牧师，又是学者，曾长期担任本地哈莱姆学院院长。贝德士先是毕业于其父所主持的学院，继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学，于１９２０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 ７月，由基督教联合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从此在南京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任教，直至 １９５０年离华返美。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迁往成都，贝德士奉校长陈裕光之命留守南京校产，并给以应变委员会主席与副校长名义。南京沦陷前后，贝德士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史迈士教授，以及校外外籍人士费吴生、马约翰等，共同创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为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做了大量救济难民与对外揭露日军暴行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贝德士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９日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成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南京大屠杀案的重要依据。贝德士保存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大部分档案文献，并于１９５０年带回美国，在尘封了３８年后终于被章先生发现于一旦。“贝德士文献”，总共１３１盒，１１６２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极丰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罪证，但一直未被研究利用过。

　　章先生发现贝德士文献后，如获至宝，立即意识到这一原始资料对于确证南京大屠杀具有独特价值，决心对其进行整理研究。由于当时在美国访问时间较短，未及全面查阅，遂于 １９９１年７月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花了整整 ８个月时间，将 １０００余卷贝德士文献全部检阅一遍，从中复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回国后，他将这批资料系统整理、翻译，并以此撰成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同时，又编撰了 《南京：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１９３８年５月》（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此后，章先生于１９９８年５月第三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进一步检阅和利用这一资料，并扩大范围发掘补充其他资料，继续进行此项研究，先后又编撰出版了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南京难民宣教师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日文版，内容与 “天理难容”一书相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４）：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章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对其独特的价值和开拓之处多有评论。有学者说：章先生的研究，“归纳起来，就是一大价值，两个特色”。其价值在于 “贝德士文献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新证，极大地促进了南京大屠杀的实证研究”；其特色在于 “积极投身于取证和揭露真相活动，与国外学者进行频繁的交流，并带动一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该学者还指出，南京地区史学界整理出版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著作，以及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等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战时日记的出版，使南京大屠杀的加害和受害国 “双方的证据都有了，独缺第三国的见证人”。而章开沅发掘、整理并出版的贝德士文献，则弥补了南京大屠杀证据链的缺陷， “证实了当时的南京还有一批中立国的人士，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他们的证言与中日双方的证据组成一条无懈可击的链条，它们就像一把把尖刀，直刺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的心脏。”⑤

　　在带动同类研究方面，自章先生的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之后，耶鲁神学院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立即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热点。同时，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的相关记录，也成为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的新的重要方向，从而使新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曾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在华工作３０年的拉贝，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发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并记有 １９３７年 ９月 ７日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６日的日记，于１９４２年曾在德国出版，即被德国法西斯列为禁书。该书于１９９７年被翻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 ５０余万字。在该书中，拉贝以第三者的身份，记述了他亲历亲见亲闻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据高峻、林伟荦的文章所言，“自１９９５年章开沅的贝德士文献研究之一的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１９９７年 《拉贝日记》出版之后，这面的研究得到了加强。近几年来，出版相关主题的专著和学术论文总数近２００篇 （部）。”⑥

　　章先生译编的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一书，原本是章先生请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合作，并由斯茉莉出面编辑，以 《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１９３７－１９３８》为名出版。当时由于经费所限，收录的文献较少，不足以反映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先生于１９９８年５月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搜集补充，使该书的内容大为扩充。后来又经过改编、扩充，以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４）：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为名出版。有学者评价说：该书增加 “收录了１０位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和报告等珍贵的原始文献，较之此前的贝德士文献、拉贝日记等，记录的时间和范围更为广泛”。⑦该书先后在中国和美国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又在 ２００５年以日文出版。由此可见先生力图推进美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良苦用心。

　　通观章先生的研究轨迹，南京大屠杀史可以说是先生史学研究主体系统之外的一项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意外的开拓。那么，章先生为何要做这一意外的开拓呢？他自己的解释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然，这就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就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就要捍卫民族的尊严。说到底，也就是良知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