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2)

　　章先生不仅率领众弟子们展开所领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还环绕这一项目主编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组织弟子们各自选题分头研究，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著作７种，既扩大了影响又培养了人才；且亲自撰写了丛书之第一册———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以为表率。他呼吁史学界要适应时代的需要，重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该丛书的总序中指出：“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子的现代化？当前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且对当前的实践及时作理论性的总结与探索，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确切而有益的结论。历史学不能代替其他学科，更无法涵盖一切，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需要，因此应该而且能够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④

　　为推动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１９８７年 ５月初，章先生与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丁日初先生等经济史学者发起，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联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除了就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之外，还就近代化研究的必要性和方法问题开展了研讨。这是中国史学界举行的第一次以近代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史的研究。

　　对于我来说，则在章先生的直接引导下选择了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方向。当章先生提倡近代化研究之际，正是我进入章门做博士研究生之时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期间既承担了 “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项目中的部分章节写作，也参加了 “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讨论会，还聆听过先生介绍台湾中研院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情况，使我受到了近代化的强烈感染和知识熏陶，引起我对近代化问题的极大兴趣。当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有两个题目可以做，一是“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二是 “经元善与晚清江浙资产阶级”，我最终出于对现代化问题的新鲜感和时代感，选择了第一个题目，也得到了先生的赞同。我博士论文选题的题材和视角都是先生正在倡导的，且把商会这一新题材与近代化这一新视角相结合，可谓是先生的一项创新实验，我亦由此而得益匪浅。

　　从１９９０年代起，中国近代化史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亦日益引起各方之关注，论著层出不穷，会议相继不断，观点众说纷纭，评说褒贬不一。在此氛围之下，章先生主编的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在１９９９年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时荣获三等奖，罗荣渠先生著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二等奖，拙著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亦幸获三等奖。这是中国近代化史研究著作最早获得的国家级奖项，表明了国家理论部门和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化史学术研究的认同和鼓励。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章先生和罗先生为中国近代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开展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担当了成功的开路先锋角色。

　　在开创了中国近代化史研究之后，章先生紧接着又开拓了与中国近代化有一定关系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领域。先生涉足教会大学史始于１９８８年，是年３月，他与顾学稼、张寄谦等２１名中国学者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蔚博士在四川大学举行了一次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工作会议，先生即刻成为中坚者，随即于次年做东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 “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１９９６年，围绕这一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召开了９次，可谓是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群体。１９９１年，先生主编的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一书出版。１９９４年初，华中师范大学以先生为首成立了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随即制定了出版 《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教会大学史译丛》以及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的计划，后来陆续出版著作和译著３０余种。

　　如果说开创中国近代化史研究显示了章先生的学术开拓勇气，那么开拓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则更加显示了先生的这一勇气。在先生涉足这一领域之前，近代教会大学一直被单一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机构和工具，很少有中国学者进行研究，即使有所涉及，亦大多在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侵略的基调和模式下进行，缺少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章先生涉足这一领域之后，不仅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提出了科学理性的研究视角。在１９８９年首届 “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应当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要充分重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等所发挥的作用。该讲话后来作为先生主编的于 １９９１年出版的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一书的序言发表。此后，先生在１９９９年开始由珠海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的序言中又提出：“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强调了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重要性，并为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指出了多元研究的路径。

　　由于中国近代的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中有不少是近代著名大学的前身，两者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因此，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也必然拓宽乃至带动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大学史的研究。又因中西文化关系和近代大学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教会大学的研究既促进了中西文化关系史和大学史的研究，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化研究的内容。这既是章先生在提倡教会大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也是对中近代化史研究的一个新贡献。

　　三、意外得来的开拓：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新途径

　　在章先生倡导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早期，曾有人曲解先生之用意，认为有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之嫌，亦有人为之担心，这实际上是对先生了解不够所致。章先生对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从来就是深恶痛绝、据实揭露、深刻批判的。这早在他主编的 《辛亥革命史》中就有体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是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为揭露侵华日军的侵略暴行，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屠杀罪行，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面向，增添了有力的历史证据。

　　对于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历来就有否认的言词，但从 １９８２年起则开始转变为日本政府的行为，达到完全篡改史实的程度。是年７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原稿中的 “侵略华北”和 “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 “侵略”改为 “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 “占领南京”；还删掉了原教材中 “中国牺牲者达 ２０万人之多”、 “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教科书中则把南京大屠杀说成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日本右翼学者亦抛出了 《南京大屠杀的幻想》、《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论著。日方的行为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学界的愤怒与抗议，给予了坚决的驳斥，并引起了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