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石陶钧(4)

　　云南宣布独立后，石陶钧即离日赴滇，被蔡锷任命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并随蔡锷自昆明出发奔赴川南护国战争的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殊死搏斗，从而使此役成为“有枪炮以来，吾国战事，当以此役为最” ^{[14]（P669-670）}的著名的恶战。石陶钧记叙了护国军在蔡锷指挥下，于泸州外围纳溪与数倍于己的袁军激烈搏斗的情况：“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与敌决死，以互争尺寸地之进退者。自二月初蓝田坝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军止，伤亡而外，每营平均不及三百人。彼其疲惫之度，在战斗续行中，殆已无可拟语。”^[15](P269)由于敌众我寡，地势不利，以劳攻逸，加之武器弹药不足，护国军于3月6日被迫战略撤退至大洲驿一带，待机破敌。此时，罗佩金已改任第一军左翼军总司令，石陶钧即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担负起协助蔡锷指挥川南反击战的重任。3月12日，蔡锷抱病在大洲驿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反攻计划。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蔡锷不仅周密部署军事行动，而且强调鼓舞士气。对此，石陶钧十分赞同，并给予高度评价：“松公（指蔡锷——引者）以为循此现状，即专守亦无可言，非先作我士气不可。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生存战线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复苏之兴奋剂，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几许于其所部之人人。此时直谓全军佐胜之具，确已不在枪械子弹之属，而直接取效于公一身之动焉可也。激战之后，指挥官员之意志不为强压的群众惰力所摇迫者，陶钧经历战役屡矣，此事实平生仅见。”^[15](P269)

　　计划既定，3月15日，蔡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指挥护国军向泸州袁军发起全线总反攻，连战告捷，重创袁军，使“正面之敌被此次击溃后，已无反攻之勇气”，“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 ^{[11](P1327，P1337)}此战役后，处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销帝制，要求与护国军停战议和。这标志着袁世凯武力镇压、军事围剿护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护国战争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蔡、石两位好友为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生死置之度外，并肩战斗在川南战场。石陶钧目睹了蔡锷为捍卫共和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超人的军事才能，对蔡锷十分佩服：“先生以值时军书旁午，安排军事如功课一般，因敌人有坚固营垒三处，我们部下兵力单薄，恐难取胜，先生即想一退兵诱敌方法，徐图再进，借此休息，训练兵士，振作士气。故后来泸州、纳溪之战，虽二面受攻，均获奇兵制胜。先生为中国最有学识之军官，神妙不测。但惟一以诚心为用，是后来军中指挥官之模范。处此危境，能获胜者甚少，先生独能以少胜多(因军士不及敌人四分之一)，且支持日久。” ^[11](P1511)

　　护国战争最终以袁世凯暴亡、民国恢复而结束。蔡锷因为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而被誉为护国元勋，石陶钧也因辅佐蔡锷指挥护国战争有功而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一同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国体作出了重大贡献。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却因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16年8月离川经沪转赴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治疗。石陶钧即与蒋百里等随同赴日，精心照料病榻上的蔡锷。11月8日，蔡锷终因病重不治身亡。蔡锷病逝后，石陶钧与蒋百里等人含泪经纪蔡锷的后事，向国内电报蔡锷最后病状、遗嘱、丧殡情形，护送蔡锷遗体回国，并发起悼念蔡锷的一系列活动。12月14日，上海各界举行蔡锷追悼会，石陶钧参加了追悼大会，并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演说，忆叙了蔡锷抱病在川南前线指挥护国军与袁军鏖战的感人情景。

　　蔡锷的逝世，使石陶钧悲痛不已，他深切感到：“这不但是中华民国的重大关系，也是湖南人的非常损失，却更是我个人的永久孤立了。”  ^[3](P33)自此之后，石陶钧以宣传蔡锷为己任，每逢云南起义纪念日，石陶钧都要参加当地的纪念活动，向人们介绍蔡锷反袁护国的丰功伟绩。1925年3月，石陶钧支持长子潮白与蔡锷之长女菊莲结婚，石蔡两家结联姻之亲。1941年9月，为了纪念蔡锷不世之功绩，石陶钧与刘达武、李剑农等人于邵阳发起成立《蔡松坡先生遗集》编印委员会，从事搜集、编辑和出版蔡锷遗著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到1943年7月，《蔡松坡先生遗集》编成出版，共12册，收入蔡锷文电、讲演、函札、杂著等190多件，约50万字，是为第一部蔡锷文集，为宣传和研究蔡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之后，石陶钧又与岳森、李剑农等人发起筹办邵阳私立松坡图书馆，募集图书1万余卷，并于1946年6月正式开馆，是为当时湖南三大私立图书馆之一，不仅驰名国内，而且蜚声海外。

　　蔡锷与石陶钧都是湖南邵阳人，都生活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都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与影响，都经历了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从爱国到走上革命道路的转变，都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作出过重要贡献，都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石陶钧.挽蔡锷联[N].上海时事新报，1916-12-11.

　　[2]方行.樊锥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石陶钧.六十年的我[A].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 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 第2辑）[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4]邓江祁. 石陶钧湖南时务学堂学生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A].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6] 田伏隆.忆蔡锷[C].长沙:岳麓书社,1996.

　　[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杨天石等编.护国运动[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9]蔡端.蔡锷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0]邓江祁.蔡锷佚文一束[A].饶怀民主编.湖南人与辛亥革命[C].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2013.

　　[11]曾业英.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邓江祁.蔡锷京师任职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3]抱一.蔡松坡先生小史[N].湖南大公报，1916-11-17.

　　[14]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护国文献[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5]李希泌等.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