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石陶钧(2)

　　l0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并聘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11月14日，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到任后即为时务学堂拟定了《学约》，《学约》分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部分。接着梁启超又主持制定了学生功课章程，为学生开列必读书籍数十种，其中包括《万国公法》、《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格致汇编》、《几何原本》、《化学鉴原》等十几部西学书籍。除要求学生完成日课之外，梁启超还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勤读报纸，关心时务，了解国内外大事。从时务学堂招考示和梁启超所订《学约》以及学生功课章程看，时务学堂就是要把学生陶铸成有理想、有抱负、有学问、懂礼貌、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于才，以便将来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维新变法事业。

　　11月29日，时务学堂在临时租用的长沙小东街刘文恪的旧邸开学，蔡锷也开始了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的新的学习生活。开学后不久，蔡锷再次与石陶钧不期而遇，两人自然是十分高兴。石陶钧是由叶德辉向熊希龄、梁启超推荐到时务学堂随堂就读的，虽然不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但他与蔡锷朝夕相处，共同受教于梁启超。^[4]

　　在时务学堂，梁启超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向学生大力宣扬孔子改制学说，鼓吹变法维新。经过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启发和教导，蔡锷和石陶钧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蔡锷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5]（P99）因而，在思想和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他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6]（P136）}，并在《湘报》上先后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借古喻今，鼓吹变法维新。石陶钧也进步很快，逐步跳出了科举的樊篱，“始有更进一步探取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渴望” ^[3]（P22）。

　　1898年9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时务学堂被迫停办，蔡锷和石陶钧等人前往湖北欲入武昌两湖书院，但因他们曾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湖北求学不成，蔡锷决定继续去上海求学，而石陶钧则选择独自返乡。两位好友不得不暂时分离。

　　三、同道

　　1899年6月，蔡锷与范源濂等人辗转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在等待入学之际，蔡锷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蔡锷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思想由维新变法转向民主革命，“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 ^[7]（P72），“所游者皆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其最契者” ^{[6]（P139）}。他与刘百刚、吴禄贞等人创办“励志会”，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又与湖南、湖北、浙江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以死为期” ^[6]（P89）。在积极投入革命活动的同时，蔡锷十分重视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宣传，不仅以奋翮生等笔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以唤醒国人” ^[8]（P23），而且还与湘籍革命志士创办《游学译编》，宣传民主革命理论。

　　1903年春，石陶钧由湘省政府派往日本留学。到日本后，石陶钧除了见到老同学蔡锷外，还结识了黄兴、杨源浚、陈天华等先他赴日留学的湖南老乡。石陶钧赴日留学“抱着一个使中国民族兵工独立的热愿，有志于造兵科的技术”。蔡锷、黄兴得知后，认为石陶钧的这种思想落后于时代，即“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力促我（即石陶钧——引者）放弃造兵，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3]（P23）在黄兴、蔡锷等人启发和帮助下，石陶钧的思想也逐步由维新变法转向排满革命。他深刻认识到：“我不入地狱，谁入?我不习陆军，谁习?不摧翻满清，国已先亡，救国的技术更安所措?” ^[3]（P23）认识提高后，石陶钧在蔡锷、黄兴的带动和鼓励下，积极参加拒俄运动，并踊跃为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8]（P148）}1904年4月完成日语补习后，石陶钧转入振武学校，迈出了“习陆军”的第一步。1904年冬蔡锷由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石陶钧继续在振武学校学习，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

　　蔡锷抱着“期握统御并训练国民之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9]（P21-22）}的理想回国，投身军事救国实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尽管蔡锷与石陶钧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日本，远隔万水千山，但他俩却经常书信来往，交流思想，交换学识。蔡锷往往从工作需要出发，不时向石陶钧了解日本军事教育的近况，委托石陶钧搜集并寄送日本出版的有关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等方面书籍以及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图和资料；石陶钧则常向蔡锷咨询和了解国内新军编练方面的情况。蔡锷则在书信中告诉石陶钧，国内新军编练普遍存在编制畸零、营房缺乏、服装混杂、人才短缺等问题，并谈及对新军编练的看法：“吾国陆军教育，最大毛病，在以学为事，不以事为学，故一味虚饰，实际上毫无把握。至军人精神，尤不注重。近年卒业生虽多，然不适用，多缺点，诚恐为将来十年二十年后祸患不浅。”^{[10]（P559）}通过蔡锷的介绍，石陶钧对国内新军编练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