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石陶钧(3)
辛亥革命网 2014-11-25 10:25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江祁 查看：
1909年4月，石陶钧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回国。其时，蔡锷正在龙州主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作，得知石陶钧回国的消息后，很是高兴，立即去信力邀石陶钧入桂协助他的工作。石陶钧慨然应允，即于7月风尘仆仆抵达广西龙州。两位老朋友见面后兴奋异常，蔡锷即任命石陶钧为讲武堂学员队长兼战术教官。讲武堂担负着培训广西中下级军官的重任，但由于前任吴元泽主持无方，“堂事纷麻”，“丑态怪状，罄竹难书”，“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贻杀人之事，层见叠出”。 在石陶钧的协助下，蔡锷采取断然手段，对讲武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撤换官长20多人，裁散兵丁200余人。不久，讲武堂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此各种丑态怪状“不复萌故态矣”，“前此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今则适成反比例矣”。 [11]（P273-274）在夜深人静之际，蔡锷与石陶钧还常常探讨理想抱负，蔡锷向石陶钧吐露了自己来广西练兵的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石陶钧听后深以为然，认为蔡锷“立言甚巧”。[3]（P27）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使两个好友的心贴得更紧了。
1910年4月，石陶钧离桂赴北京陆军部任职。是年年底，蔡锷也因广西干部学堂的“驱蔡风潮”离桂赴云南任职。尽管两位好友在短暂的相聚后又天各一方，但仍书信往来不断。1911年4月13日，刚任职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的蔡锷致信石陶钧，谈及对端方即将复出一事的看法：“斯人再出，我族其无噍类矣！然实满汉共同之以蟊贼也。”同时，蔡锷还向石陶钧表露了抵御列强入侵的策略：“吾侪军人，应于‘拼命’二字外，择一稳健之策，否则，拼命毫无所济，且不够说拼命也。姑就吾湘小范围而论，外兵阑入湘境至快当在一年以外，尚能得少许时布置，如能于一年中得正式国民军二十万，即足为南服之中坚，但非合以湖北不可。以两湖为根据地，相机肆应，未必不可保半壁之局。苟有万众一心，以赌存亡之决心，断可有济。”[10]（P56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石陶钧认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机到来了，不约而同地投入了反清战斗。在云南的蔡锷闻风而动，领导和发动了云南昆明“重九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云南军政府，并被推举为都督。在北京的石陶钧则与杨源浚、袁华选密赴天津，然后乘船南下，于11月16日抵达武汉汉阳，担任民军督战指挥官，协助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为各省的相继响应，迫使清政府垮台，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时期，蔡锷与石陶钧同声相应，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共同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同志
民国元年9月，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日理万机，力邀石陶钧入滇协助他主持西南协会工作，但因黄兴恰在此时回湘，决定留石陶钧辅佐翰林将军谭延闿负军事的责任而作罢。[3]（P29-30）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石陶钧奉黄兴之命赴沪，密议讨袁大计。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后，石陶钧又随黄兴赴南京，协助黄兴组织讨袁司令部，并担任代理参谋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石陶钧先随黄兴转赴日本，次年8月又随黄兴远赴美国。而蔡锷则于1913年10月奉调入京，在京师先后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务。[12]因此，“二次革命”后，蔡、石两位好友又一次天各一方。
1915年8月，袁世凯利令智昏，帝制自为。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捍卫民主共和，蔡锷与梁启超等人密谋赴滇起兵反袁，并托人捎信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征求意见。黄兴接到蔡锷长信后，认为蔡锷的想法很可行，立即派石陶钧去日本协助蔡锷潜返云南，起兵讨袁。共同的历史使命再一次将蔡锷与石陶钧紧密地连在一起。
石陶钧到日本后即与蔡锷所密派先期抵日的殷承瓛取得联系，在蔡锷经天津赴日本后，设法帮助蔡锷避开了日本的新闻记者和袁世凯的密探，秘密通过日本赴香港。[3]（P32）蔡锷离开日本后，石陶钧又按蔡锷的要求，以蔡锷的名义就医东京，不时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病况，并给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寄法帖、古籍等，以给其造成蔡锷一直在日本治病的假象。[13]在石陶钧等人的帮助和掩护下，蔡锷于12月19日顺利抵达云南昆明，并于25日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