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石陶钧

　　先饮刃者两浏阳君，继饮弹者一桃源子，公有善化偕行，万古潇湘从此病；

　　去冬相与间关走险，今冬乃与归骨还乡，我过长崎痛哭，期年生死顿殊天。^[1]

　　这是石陶钧1916年12月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对谭嗣同、唐才常、宋教仁、黄兴、蔡锷等戊戍变法以来先后去世的湖南革命志士表示无比的悲痛和无尽的惋惜之情；下联则着重回忆了1915年12月他与蔡锷赴云南举兵反袁，推翻洪宪帝制，再造共和以及护送蔡锷遗体由日本回国的情景，倾诉了与蔡锷的深厚情义和对蔡锷的无穷怀念。

　　蔡锷和石陶钧同为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人，他们同年考取秀才，同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同到日本留过学，并一同投身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在长期的学习和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手足情谊，是清末民初邵阳最著名的风云人物。

　　一、同年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蔡锷出生于湖南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1岁时，其父蔡正陵以邵阳谋生较难，举家迁往距离邵阳200多华里的武冈州山门镇。蔡锷刚满6岁即由乃父亲自启蒙，读书识字。次年，蔡锷受当地大地主刘辉阁知爱，被免费接到刘家所设的私塾，与刘家子弟一同接受旧式教育。到10岁时，蔡锷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并能够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1892年应县试后，蔡锷被邵阳著名维新人士樊锥看中，樊锥即“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有所适，辄徒跣从，昕夕讲授不辍”^[2]（P69）。 在樊锥的悉心指导下，蔡锷研习周秦诸子之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之书，学业大有长进，一年后又应府试。

　　1895年4月，蔡锷来到宝庆府参加院试，在考场遇到了同他一样前来参加考试的邵阳老乡石陶钧。石陶钧，字醉六，1880年3月28日（清光绪六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和安乡大树村 (今邵阳市新邵县潭府乡大树村)一个农民家庭，比蔡锷大两岁多。他是家中最后一个男孩，前面有6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其父石静庵志图功名，但屡试不中，遂在周边村以塾师为业。 6岁时石陶钧也由其父发蒙，12岁时，改由其三兄石秉钧教导。在父兄的严格督教下，石陶钧饱读“四书五经”， 并广泛涉猎，较为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这年，宝庆府举行院试，石陶钧第一次离开家，步行50华里，也前来参加院试。这次考试的结果，蔡锷与石陶钧双双中了秀才。两个邵阳少年遂相互庆贺，并从此结为好友。

　　这年来宝庆府主持院试的是省学政江标。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县(今吴县)人，1889 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北京同文馆习外务，次年改授翰林院编修。青年时期，江标曾受业于朴学大师潘祖荫，好治今文经学，留心经世致用，鄙弃八股。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大力整顿校经书院，注重引进新学，致力以新学课士，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江标素来推崇魏源的经世之学，这次来到魏源故里主持院试，又眼见此地一批少年才俊，心里十分高兴，特于院试后约见了这次考试中的佼佼者蔡锷、石陶钧、李本深等人，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邵阳先辈魏源，你们知得吗?读过他的书吗?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帖，功名不必在科举。”^[3]（P18）江标的这一席话，对蔡锷、石陶钧等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埋头科举的他们认识到，在科举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他们去追求，这对于他们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石陶钧后来所说：“他这一段话，把生长在静水湾的我，忽然启示了一个新的宇宙。我顿时感到我如须接受城市的影响，这城市还不是邵阳，至少应该是这佳客(指江标——引者)或魏先生所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因为邵阳只知道八股应试，而佳客反以抛弃八股，不必应试，指导其新入门的学生。我当然‘欲罢不能’的接受他的指导。这明明是才进入考试类型的生活就要破坏这生活的发端。”^{[3]（P18-19）}

　　二、同窗

　　院试之后，蔡锷仍跟从樊锥学习，1896年12月应科试，名列一等，次年9月又赴省城长沙应乡试。而石陶钧则由江标推荐入长沙校经书院，并安排他住在著名学者叶德辉家从其学习经学，后来江标见叶德辉思想守旧，又将石陶钧从叶家转住督学官署内萱圃，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并进行一些自由研究。

　　中日甲午战争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口号，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清廷，主张自京师以下及各省州县皆设学堂。在此背景下，熊希龄、蒋德钧等湖南士绅会议设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并提出在公司内设一所工艺学堂。这一提议得到湘抚陈宝箴的赞同，并亲自命名工艺学堂为时务学堂。经过紧张的筹备后，1897年9月17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出《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并于9月24日举行时务学堂第一期入学考试。15岁的蔡锷从邵阳赶到长沙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头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