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锷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3)

　　1.坚决反对复辟帝制。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便乘夜车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连夜密商对策，决定发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他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3](P236)。之后，蔡锷“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之庐，谘受大计”[1](P1481)，与梁启超具体谋划倒袁之策，决定梁以文、他以武反袁称帝，并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1](P1481)。计划既定，蔡锷与梁启超依计而行。9月初，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收买和威胁，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蔡锷则“深自韬晦，勿为所忌” [7](P300)，在京中假装成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并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署名”的题名录上第一个签名，以麻痹袁世凯。但在暗中他却与京中和西南各省可信任的军政要员以及远在美国的黄兴秘密联络倒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蔡锷不仅“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而且“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 [4](P138)，待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后，即智巧潜出北京，历尽艰难险阻，经天津、日本、上海、香港、越南秘密入滇，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巨幕。在致各省的通电中，蔡锷指出：“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 [1](P1241-1242)同时明确宣布“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 [1](P1240-1241)等四条讨袁护国的政见，充分表达了“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达到还我共和国民之目的不止”[1](P1238)的“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慨” [1](P1256)。   

　　2.誓死捍卫共和制度。宣布云南独立后，蔡锷抱病亲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带领官兵奔赴四川护国战争的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殊死搏斗。出发时，蔡锷由于喉病的折磨，已经“瘦得象鬼，两颊下陷”，但他仍坚决表示“与民国共死生”，“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3](P46-47)在前线指挥作战，蔡锷 “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谷”，[3](P239)而且病情日益加剧，以致不能发声。尽管如此，他在给夫人潘蕙英信中表示：“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１](P1263)在蔡锷的指挥和带领下，护国军“土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 [１](P1289)，虽鏖战经月，“屡濒于危，皆能绝处逢生” [１](P1364)，并不断取得胜利。蔡锷率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与袁军英勇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推动各地反袁斗争的开展。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并派戴戡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两团黔军由遵义北上，配合蔡锷进攻綦江，威逼重庆；王文华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支队司令名义率四个团黔军进攻湖南，这不仅稳定了云南的外围，而且使北洋军在湖南、四川两省都受到威胁。3月15日，在蔡锷、梁启超的先期联络和梁启超毅然赴桂的促使下，陆荣廷和陈炳焜宣布广西独立，桂军分三路出兵湖南、广东肇庆及钦州、廉州。这样，滇、黔、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极大地巩固了护国军的后方。贵州和广西的相继独立，又反过来给川南前线的蔡锷以极大的鼓舞。就在广西宜布独立的当天，蔡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组织向泸州发起全线总反攻，连战告捷，重创袁军，使“正面之敌被此次击溃后，已无反攻之勇气” [１](P1327)，“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 [１](P1337)。最后，袁世凯被迫停战议和。这标志着袁世凯武力镇压、军事围剿护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3.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1916年3月22日，在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案，废除“洪宪”年号，但却仍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继续以“本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一方面将各省拥戴他当皇帝的文电公布，企图推脱罪责；另一方面又积极扩充军队，准备以武力讨伐护国军，而表面上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等人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8](P410)并指令四川将军陈宧与蔡锷商议停战。早在起义之初，蔡锷就明确宣布：“总统者，国民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 [１](P1241)此时，蔡锷不改初衷，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并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致电唐继尧等人指出：袁世凯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始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方肯罢休”。 [１](P1334)他向梁启超建议：“吾侪亟宜趁此时联络各省，迫袁退位”。[１](P1338)在与陈宧、张敬尧商议停战过程中，蔡锷坚持以袁世凯退位为首要条件，并坚定表示，“项城一日不退，战祸一日不休”。[１](P1418)与此同时，蔡锷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陈宧等人宣布四川独立；另一方面多次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要求其“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补充弹药”[１](1023)，以便作好再战的准备，从军事上迫袁退位。由于蔡锷等人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决不停战的原则，及时揭露袁世凯撤消帝制后留任总统职位的违法性，广泛宣传继续护国战争直至袁世凯下台的合法性，积极争取各方采取迫袁退位行动，各地护国斗争向纵深发展。继云、贵、桂独立之后，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五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护国军巳占有8省地盘，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未独立各省的护国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袁世凯焦头烂额，深陷四面楚歌之中。

　　4.坚决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6月6日，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蔡锷等护国军领导人和全国人民要求其退位的问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虽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之职，但在其任大总统的法理根据上，各政治派别却产生了分歧。早在迫袁退位期间，蔡锷就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宣布：袁世凯因犯背叛大罪，所有大总统资格当然消灭。根据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在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止”的规定，“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１](P1362-1363)而国务卿段祺瑞却公然于袁死当天下午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段氏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妄图据此“合法”地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因为根据袁氏《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副总统代任总统后，要在3日内召开临时选举会选举大总统，这样，段则可趁机利用手中权力谋选为大总统。这就引发了“旧约法”（即孙中山民国元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新约法”（ 即民国三年袁世凯“私造”的《中华民国约法》）谁具有宪法上的效力之争。

　　在这场新旧约法之争中，蔡锷坚持主张恢复“旧约法”，主张黎元洪依民国二年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大总统。 6月7日，蔡锷通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指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舆情拱服，中外翕然，元首得人，曷胜抃颂” [１](P1427)。6月8日，段祺瑞亲信张敬尧假冒蔡锷、罗佩金等人名义联名致电国务院及各省，要求公推段祺瑞为大总统。蔡锷知悉后立即声明，此电“内署贱名，实未预闻其事，应不负责”。 [１](P1429-1430)并致电张敬尧，严正指出：“现黄陂（指黎元洪——引者）继任，既合法律，又顺舆情，似不宜另倡异议，致滋纷扰。”[１](P1455)6月22日，黎元洪致电蔡锷征求政见，蔡锷当即复电，再次明确提出遵用元年约法、克期召集国会等四项主张。[１](P1440)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依其而定之《大总统选举法》仍然有效，并宣布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9](P689)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临时约法》和国会得以恢复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