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锷民主共和思想与实践(2)

　　1．主张建立中央革命政府。蔡锷领导云南反清起义成功后, 认为为了发展全国反清革命形势,应迅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全国革命，建立共和政府，即于1911年11月9日致电各省军政府指出：“目前各国情状，对于各省义军，虽已认为交战团体，暂守中立，并末认为完全政府，列为国际团体。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现在长江以南渐次光复，黄河流域当必陆续反正，统一机关之急宜组织，谅为数万万同胞所共认。武昌居全国中心，交通总汇，联合枢纽，似以此地为宜。至国体政体如何规画，自宜由各省军团选派代表，集会武昌，公同筹议，以至短之时期，立不拔之基础。务使新造之国家能直接于国际团体中确占一席，庶不致迁延日月，外迟列强承认之机，内贻生灵涂炭之苦。斯为全局之幸！”[1]（P323）在当时，蔡锷是较早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之人，反映了他早日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迫切要求。

　　2．主张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蔡锷认为：“吾辈倡言改革，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缘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所为，人民不得而干涉之、抵抗之。……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即对于国家，人民负无穷之义务，担无限之责任。”[1](P735-736)基于对民主共和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在领导昆明新军发动起义成功之后，他立即主持起草并发布《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和《布告全省同胞文》宣布了“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的起义宗旨和“定国名曰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等七条的纲要。并致电各省都督主张“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1]（P333）南北议和期间，为了防止袁世凯借议和与召开所谓国民会议达到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蔡锷始终不渝地坚持建立民主共和这一政治主张。他指出，“虏廷断无幸存之理，惟苟延一日，则多一日战祸”。“如果溥仪退位，赞成共和，自可和平了结”；如果“民主君主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或者“清帝退位，临时政府同时取销”，则“万难从者”。[1](P447-448)他认为，“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则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故此时直无和议之言，惟有诉诸兵力耳”。 [1](P410)他向孙中山建议，不要再“株守议和”，应当“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1](P399)并坚定表示：“滇处僻远，未敢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P410)孙中山宣布北伐并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时，蔡锷立即通电响应，并筹集军饷十五万元，组成云南北伐军一梯团，积极“联络滇、川、黔三省，会师入陕，合关中之兵，以向宛、洛，俾朔方虏迹不至窜入西南” [1](P400)。这些集中反映了蔡锷反对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的决心。

　　3．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未来国家的结构形式也是蔡锷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以“独立”的形式宣告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对于新共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各方纷纷发表意见，大多主张联邦制。山东、贵州、广西等省宣布独立后也要求组织联邦民国。1911年11月15日，湖北都督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昌会商，“建立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蔡锷接电后立即通电各省指出：“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1](P330) 在他看来，“中国地大人众，而势力未雄，实省界为之梗阻，欲图恢张国力，宜先破此藩篱，若省自为谋，必有分崩离析之祸。”[1](P365)如何才能建设一个完全统一国家呢？蔡锷明确主张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现在国基未固，外患方殷，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不足以维持国脉。”[1](P794)他认为“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 [1](P796) ，而中央政府的统一集权又不外于用人、财政和军事。他向孙中山建议，在用人上，“宜由中央参酌各省之现行制度，拟具大纲，颁布通行，以归一律。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在财政上，“宜将各省岁入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庶可得酌济盈虚之益，不致以一部分而妨害全局”；在军事上，“宜由陆军部体察各省情形，酌定应编镇数，通令汰弱留强，勤加训练，已成之镇，悉听中央调遣，庶全国军队联为一气，可以互相策应”。[1](P441-442)

　　由上可知，蔡锷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所言所行充分反映了他彻底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和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思想，为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1913年l0月，蔡锷奉调晋京，先后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议、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被授予“昭威将军”头衔。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锷大起反感。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出面，在北京发起组成筹安会，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蔡锷在“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1](P1233)之后,痛感“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1](P1244)，于是“决然引去”[1]( P1233)，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之路，为捍护民主共和制度殊死拼搏。